国民党党产的功与过

国民党党产曾为国民党政权巩固统治发挥过重要作用，不仅是国民党应对选举挑战的工具，也对促进台湾经济发展有过很大的贡献。由于党产运作曾涉及复杂政商利益关系，被广为诟病，也给国民党烙下“黑金政治”形象。

一、 党产对维护国民党威权统治、应对选举发挥重要作用

（一）对台湾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一是稳定台湾经济金融。1949年，国民党将大陆中央银行的227万两黄金和外汇（合计10亿美元），秘密运抵台湾，对稳定台湾经济金融起到关键作用。二是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党营事业早年为配合当局经济建设与整体发展，参与当年没有人愿意投资的事业，以带动民间的意愿，促进各行业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起，国民党针对岛内民间资本因担心风险而不愿涉足的新兴领域，调用党产积极涉入，获利后还将部分企业交给民间企业经营，对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及产业升级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第二次进口替代的1970年代，党营事业率先大量投资民间投资观望不前的石化、钢铁等重化工业；1980年代率先投资于信息、电子等“策略性工业”。三是拯救台湾金融危机。1997年，台湾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股市惨跌，房地产市场崩盘，国民党旗下主要控股公司：“中央投资公司”、光华投资公司、华夏投资公司以及中华开发公司进场护盘，调动金额约达20亿元（新台币，下同）以上，并注资收购大量房地产企业。这直接造成国民党党产的大幅缩水，有利于台湾经济早日走出金融危机。

（二）配合国民党当局的重大政策。一是执行“南向政策”的敢死队。1993年夏，李登辉为给台商投资祖国大陆的“西进热”降温，提出“南向政策”，鼓动台商去东南亚投资。当时民间企业因为部分东南亚国家排华气氛对南向投资裹足观望，党营事业一马当先，党管会主委刘泰英说，“政府有困难一定找党营事业，南向政策，只有党营事业配合政府”。党营事业的“中央投资工资”在越南投资数十亿美元，中华开发是开发菲律宾苏比克湾的主角。在印尼，党营事业与日商合作，在爪哇投资2亿美元兴建火电厂，在印尼平潭岛兴建“小人国”旅游景点，并与中油公司联手在苏门答腊投资2亿多美元修建输油管道。到1994年底位置，党营事业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老挝等地共投资150多亿，国民党一度成为越南和印尼最大外来投资人。

二是拓展“外交空间”的马前卒。李登辉提出“务实外交”，党营事业积极配合推动，以投资、援助等为诱饵收买或稳住非洲和中美洲一些效果的“外交承认”；以金钱运动美、日等国政客支持台湾。这种党营事业“外交”，一般由刘泰英主持的台湾综合研究院策划联络，党营事业投资或付钱。刘泰英因此有“地下外交部长”之称。李登辉1994年的东南亚之行，1995年的中东之行，刘泰英扮演了幕后穿针引线的角色，“衍生自国民党党营事业开展经贸关系，从企业关系进展到外交关系”。党营事业“外交”最突出的是推动李登辉访美，党营事业为此投入数百万美元之多。1995年，李登辉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演讲，就是刘泰英授意台湾综合研究院聘请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游说的结果。刘自1994年起即以1年150万美元的经费雇佣卡西迪公司替台湾当局从事政治游说活动；由于成效不错，后又在1995年初又与其续约，经费从150万美元提高到350万美元；并答应制药美国同意李登辉访美，在1996年克林顿总统竞选连任时，台湾将给予不低于500万美元的巨额赠款作为竞选经费。在此之前，通过卡西迪公司的剧中安排，刘泰英以民间机构的形势向李登辉的母校康奈尔大学提供了250万美元的捐款，条件是由该校出面邀请李登辉到该校访问，以便为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制造借口。

（三）党产对国民党应对选举挑战发挥后援作用

一是为国民党选举提供支持。“总统”开放民选后，李登辉以拉选票为目的向普通平民许诺建“每坪6万元的平价住宅”，刘泰英立即指示党营事业启圣投资公司等在新竹一代，规划1000户平价住宅。1994年底台湾省市长、省市议员选举，原说需要经费30亿元，后来成为50亿元，除由党内及企业捐款外，党管会被要求提供45亿元。1995年12月“立委”选举，所需经费增至65亿元，选前党营事业“中央投资公司”与光华投资公司为选举筹集资金而向国民党党员发行了100亿元的公司债券。李登辉称，2000年“大选”时，国民党编列72亿元经费，而最后花费远不止于此。即便是2008年“大选”，国民党也花掉10亿多元，远超过其所获得的6亿元政治献金。二是维系国民党团结的粘合剂。90年代初，国民党内“非主流派”不满李登辉做法出走，另组新党，一度成为挑战国民党的有生力量。但后来新党影响力下降以及成员大量回归国民党，很大程度上源于国民党可以通过丰厚的党产资源掌控地方派系，影响基层走向。2000年“大选”后，国民党士气跌落谷底，宋楚瑜带领部分精英从国民党出走，成立亲民党，并且一度有取代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的台式，后来依旧走上国亲合并，亲民党成员回归国民党的道路，关键也在于国民党庞大的党产资源。2015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被党主席朱立伦换掉，“柱下朱上”一度引发分裂危机，党中央给每位党籍“立委”候选人增发300万补助款，相当于“换柱”的“封口费”，造成洪秀柱形单影只，最后被迫以大局为重尊重“换柱”结果。

（四）为国民党培养大量人才。1960国民党设立中山学术奖学金，以严格的考试选拔优秀党籍大学毕业生，资助他们赴美国、日本等地深造，培养了一大批政治菁英，包括马英九、江丙坤、关中、胡志强、金溥聪、胡幼伟、江启臣等，以及由蓝转绿的许信良、张俊宏等。2000年国民党在野后一度停办10年，直至2009年由马英九恢复，每年由行管会编列预算，每位录取者可获补助两年共计260万元。、

二、庞大党产为国民党烙下深刻的“黑金政治”形象

国民党庞大的党产一直受到各种质疑，其中党营事业最广为诟病，在李登辉执政期间尤甚，社会舆论的批评焦点包括：

一是弊案连连。国民党党营事业弊案很多，2000年以前尤甚，“这边被拐一亿多，那边被拐一亿多”。仅1998年10月到1999年10月一年时间，就先后发生优美实业案、“国产汽车”跳票案、东隆五金掏空案、安锋集团跳票案、国扬建设跳票案、台凤股票案、环隆电气案、长亿集团案、尖美建设案、宏福建设案、达永兴跳票案、台湾高铁融资案、台北国际金融大楼案、“中菲航权”谈判案、台肥炒股案、华夏租赁巨额亏空案等16起大型弊案。可见，李登辉时期党产管理极其混乱，内部存在贪污腐化、暗箱操作等弊端，并导致资产大量流失。

二是人事酬佣诟病。党内政治人物退休，党部安排到党营事业接任某一主管作为酬佣，旺旺成为惯例。这些年过古稀的人抱着到党营事业里来养老的心态，缺乏经营才能却占据要职，加之大多来自上层或有党中央高层作靠山，要进行人事改革哪个都不易搬动，使得党营事业无法引进人次。比如，1950年代的齐鲁公司，其董事长陈良曾为“主计长”，张静愚为“财政部次长”，孙忍安为“军需署副署长”，牛天文为“物调会总经理”。后来党营事业的人事酬佣性质更加明显，如前“立法院副院长”沈世雄落选后，先担任博新传播董事长，又转任景德投资董事长、永嘉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三是利用特权牟利。2000年以前，党营事业多与具有官方背景的公营事业强强联合，超过1/4的党营事业具有官方资本，并涉入垄断性行业谋取暴力利，甚至借助执政党的影响力采取内线交易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取得竞争优势。如，1991年台湾开放新银行设立前，除国民党当局经营的“国有”银行外，私营银行的执照发放是受限制的，但国民党仍以执政特权，陆续拥有中华开发信托公司、中兴票券金融公司、复华证券金融公司等准金融机构。其中，复华证券金融公司长期垄断有价证券的集中保管业务。而原本属于“国营”的天然气事业，国民党党营资本也能参与投资获利。

四是损害民间股民利益。部分党营事业以股份制形式吸收大量民间投资，但决策仍以服务国民党当局为导向，不惜损害普通股民利益。如，党营事业华夏租赁蒙骗上柜后又发生高层掏空资产按，案发后中华开发公司在董事长刘泰英一声令下，全力支持华夏租赁，由于中华开发公司有大量民间资本，等于使用民间股东钱，去填补党营事业的漏洞。

五是绑桩买票。国民党凭借庞大党产与地方利益集团建立起利益共生关系，甚至公然买票，成为黑金政治的重要源头。1999年出版的《买票忏悔录》中，任职国民党基层党工24年的詹碧霞曾是基层第一线买票窗口，以个人实际经历，披露国民党买票文化。书中曾提到她在1970年到1994年间在台北县淡水、三芝、树林、八里与石门等地担任该基层党部书记参与地方选务，“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是实地操盘作业的当事人”，“半个世纪依赖，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全被这群区党部书记在地方操盘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