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民党改造运动始末（上）

对百年老店国民党来说，如果形容2016年的“大选”惨败、多个县市执政权丢失是巨大的精神创伤，那么党产被冻、资金链断绝就是危及生命的肉体重伤。国民党目前的处境，只能用频临绝境来形容。工资短缺，党工流失，人才出走，长此以往，国民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乃至消亡，亡党危机迫在眉睫。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甚至表态变卖房产来抵补党员工资，国民党上下当前正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向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所在。此情此景让人想起了20世纪50年代，同样面临生死存亡之秋的国民党，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引领下所进行自救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

1949年的岁末似乎格外漫长，蒋氏父子率领残兵败将退守台湾后，台湾海峡隔开了国共两党血与火的拼杀，使蒋氏父子在推台之初，避居幽静的涵碧楼思考国民党改造事宜，“独思党政军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绝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12月30日至31日，蒋经国在日记中说：“父亲认为，改革要旨，在洗雪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以改造革命风气；饭不能在行动生活与思想精神方面彻底与共产党斗争者，皆应自动退党，而让有为之志士革命建国也。”蒋经国自己也认为：“改造本党，无非欲重整旗鼓，自力更生，以达成反共复国之使命。”

与此同时，蒋介石接连在涵碧楼召集陈立夫、黄少谷、谷正纲、郑彦棻等人讨论国民党改造问题。蒋介石宣称，国民党如不彻底改造，无异自葬火坑，徒劳无功。1950年1至3月间，蒋介石组织召开一系列会议，商讨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事项。恰时朝鲜战争的爆发，让蒋介石从美国手中获得“保险单”，蒋在台湾“复职”“总统”，重新掌权。逃台高潮结束，进入相对稳定期，美国的军援未国民党的生存注入强心剂。从此，改造运动紧锣密鼓，进入紧张筹备阶段。

1950年7月12日，退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共240人，以党内元老吴稚晖为首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实施国民党“改造计划”。7月22日，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主持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本党改造案》（修正案）。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的长篇讲话：“去年7月，中正适应当前革命的需要，顺应全党同志的要求，拟定本党改造案，提交中央常会，中常会认为除改造纲要所定事项中必须全体代表大会决定的事项外，均可付诸实施……今年1月中正又约集中央同志若干人，就原案和各级党部及各地同志提出的意见，综合研究，另订方案，作为审定全案的参考。现在全案已经中正审定就绪，出了必须全体代表大会修改宪章始可实行的事项暂予保留外，今日特将本党改造纲要修正案，与本党改造之必要措施及其程序提交本会，希望即付讨论，予以通过，公开实施。”

逃台居涵碧，幽楼思败因

蒋介石何以急不可耐、如此热心于国民党改造？不外乎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第一，造成国民党失败于大陆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内部的失败，那么有必要对党进行改造，以清除致败因素。诚如他在国民党“七全大会”上所说：“这次大陆反共军事的悲惨失败，并不是共军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足够打败我们国民革命军，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致”，“戡乱失败的最后一步，还是在党的失败。”亲身经历过大溃败的蒋介石，对大陆的失败和为何制止不住失败有着切肤之痛，“党的失败的主因，是在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是国民党内部“分歧矛盾”所致，且彼时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其路线和行动终究是不得民心的。

第二，整顿党的组织，结束内耗。蒋介石认为，由于“党内不能团结统一，同志之间、拍戏分歧，利害磨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形成整个党一盘散沙，最后共产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结束党内派系林立和派系倾轧的局面，是蒋介石到台湾后的基本思想。国民党内部派系行程由来已久，派系之间盘根错结，面对这种状况，蒋介石惯用手段就是扩大和制造部署之间的矛盾，利用这种矛盾实行分面治之。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22年中，派系争斗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在财政上有孔祥熙与宋子文之间的对立；在军事上内有何应钦与陈诚之间的对立，外有与桂系、晋系之间的争斗，在党务方面更是如此，不仅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与朱家骅之间，cc派（所谓的cc派，实际上就是蒋介石个人专权的工具，既是蒋介石专权的表现，又是为蒋介石的专权服务。）与复兴社之间，而且“军统”与“中统”之间，均在不同时期存在着相互倾轧的对立与争斗。

国民党溃逃台湾后，组织极其涣散，各派系权力基础的变迁使各派系的势力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此时的蒋介石认为，如果派系争斗的局面继续下去“则党必归于毁灭，永无复兴的希望”，因为有必要借国民党改造运动全盘推翻以往组织、人事和权力结构的方式，结束内斗，同时又要借此之机清楚异己，使台湾和国民党成为清一色的蒋家天下。但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是无法动摇的，就派系结束，又会有新的派系涌现，时至今日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痼疾也没能消除。

第三，推卸责任，寻找替罪羊。国民党800多万军队被消灭，“国民政府”被推翻，国民党亡命台湾岛，最大的责任者应该是作为“总裁”的蒋介石，尽管他在1949年间已是下野之身，但其有意牵制李宗仁更是加剧了国民党领导层的内斗，加剧了国民党在混乱中的溃败。蒋介石要想推卸失败责任，当然得找出替罪羊，只有通过改造之机对国民党进行失败大讨论，让残兵败将根据“总裁”的“启迪”，自我总结在兵败过程中的失败表现，之后把失败的责任顺理成章地推向时任代总统的李宗仁和主管党务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头上，并在此基础上清理派系头目，抓出部分腐败分子，以便造成一种错觉：蒋介石不仅不是失败的根源，反而是让党重获新生的“救星”。

第四，学习孙中山改造国民党，清除党内败类，使其获得新生。蒋介石在《为本党改造告全体党员书》中说道：民国13年，总理在广州一隅，北有吴孙的压迫，东有陈逆的挟制，内为杨刘所掣肘，总理仍不顾一切，毅然着手于党的改组。蒋经国在回顾往事时，也称其父效仿孙中山：“总裁一如总理当年，下定了把革命事业从头做起的决心，改造本党。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现存的条件比以往各时期都好，”没有失败，党的改造也不会成功。要知道失败是严厉的淘汰，失败是坚强的锻炼。失败之中才有觉悟，失败之中才有奋发。只有在失败之后，国民党才能清除无耻的败类，团结忠贞的干部。也只有在失败以后，国民党才能检讨过去的错误，采取正确的路线“；”所望全岛的忠贞同志，抱定决心，集中意志，遵循总理的遗训，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研定党的改造方案，郑重决定，切实进行，为革命复兴开辟光明坦荡的前途“。蒋介石于公于私的改造观念与国民党惨败所滋生的”忧患意识“相结合，使得以其为核心的”改造派“愈加合理坚固。

旧貌变新颜，老将换嫡亲

1950年7月22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蒋经国、张其昀起草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案》，正式决议进行国民党改造。蒋介石在会上“希望全党同志，同心协力，推行改造工作”。4天后，蒋介石向全党宣布了改造方案，宣称国民党“如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同时又以“总裁”身份提出16人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具体如下：

陈诚，“台湾省主席”，蒋介石嫡系爱将，下野前部署其入台主事。

蒋经国，蒋介石的长子，“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最年轻的改造委员。

张其昀，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抗战胜利后出任“制宪”“国代”和考试委员。

张道藩，“立法院副院长”，CC派骨干，抗战时期追随蒋介石多年。

谷正纲，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党政组长，国民党溃败过程中，坚持反对国共和谈和蒋介石下野。

郑彦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历任三青团中央团部宣传处长、副书记、秘书长，国民党“六大”时进入中央委员会。

陈雪屏，“台湾省教育厅长”，三青团成立时入团任职，逃台后出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胡建中，《中央日报》设发行人，CC派骨干，掌控国民党的舆论喉舌《中央日报》。

袁守谦，“国防部政务次长”，蒋经国接管三青团和党团合并时，袁积极主动予以配合，后出任中常委。

崔书琴，“国立”政治大学教授、“立法委员”，1950年返台，与张其昀共办“中国新闻资料供应社”。

谷凤翔，“监察委员”，历任哈尔滨警官学校政治教官、东北监察使、监察委员，因结识陈诚和蒋经国，逃台后获重用。

曾虚白，“中国广播公司副总理”，历任军事委员会参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长兼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副院长、“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

萧自成，中央日报社长，1934年起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少校秘书、少将秘书，三青团成立时出任中央团部常务监察。

沈昌焕，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新闻组副组长，燕京大学研究生，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学生，担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和翻译多年。曾出任“行政院新闻局长”，深得蒋氏父子信任。

郭澄，“山西省参议会副议长”，山西人，北京中国大学毕业后返晋为阎锡山效力，阎锡山到广州出任“送终行政院长”时，郭澄一同前往协助。暗中协助蒋经国进行倒李（宗仁）压阎（锡山）活动。

连震东，“台湾省参议会秘书长”，历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少将教官，日本投降后任台北县接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省参议会秘书长”、“省党部执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