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海峡两岸交往之手（二）——廖承志致蒋经国公开信的历史一幕

推动海峡两岸交往之手（二）

——廖承志致蒋经国公开信的历史一幕

1981年春节，邓小平设宴招待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陈香梅不只是中美两国间的瞩目人物，也是海峡两岸的瞩目人物，她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外甥女，又与蒋介石家族有深交，与蒋经国当政的台湾国民党当局有特殊关系。美国总统里根选中她做特使到中国访问，叫她带一封私信给邓小平。

陈香梅一到北京，邓小平即设宴招待她，并请廖承志夫妇作陪。这顿饭，意义不一般，邓小平意味深长地对陈香梅说：“你来京以前我就对你舅舅说，你这个海外关系实在要得。”席间，邓小平与廖承志打哈哈，开玩笑，十分轻松自在，这使陈香梅感动不已。邓小平和廖承志把陈香梅当自己人看，使陈香梅感到宾至如归。邓廖二公的笑谈，使陈香梅领会到，这是她可以向海峡对岸的蒋经国传递“渡尽劫波兄弟在，兄弟一笑泯恩仇”之时机，陈香梅会议自己的方式去传达信息。

果然，不久之后，陈香梅到台湾向蒋经国建议台湾开放，准许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蒋经国回答说：此事牵涉很大，不过，我认为这是可以研究的问题。后来，陈香梅又到北京，向邓小平提出同样的问题，得到答复是：我们方面的考虑是积极的。之后，陈香梅多次在海峡两岸奔波传话，对两岸交流做出了不少贡献。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香港《明报》社长金庸，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引起海内外的瞩目。邓小平要借与金庸见面的机会，向海峡对岸的蒋经国释放信息，最主要的目的是向外界传递中共中央新的对台工作信息。因为在此前不久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了。用和平的方式促使国民党与中共交往、坐下来谈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也就成了可以操作的议题了。

金庸与蒋经国熟悉，能够传话。1973年春，金庸应国民党之邀去了台湾，尽管病重的蒋介石没有会见他，但他还是与蒋经国见面深谈。巧合的是，与邓小平一样，蒋经国也是“金庸迷”，但他与金庸所谈的，并非武侠小说，而是时政国事......应蒋经国的安排，金庸走访了金门“前线”。在金门，金庸看到：地下的坑道纵横全岛，军用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一片肃杀之气；地上、地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他小说中刻画的人物，都是爱国反分裂的民族英雄……他感到悲戚，面对海峡对岸的雄伟海岸线，他发出了“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邓小平抽着烟，笑着对金庸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要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十搞好经济建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三件大事中，邓小平着重要向金庸讲的是台湾问题。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见海外人士的谈话中指出，对台工作的“九条方针”是中共中央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概念，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针对蒋经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1982年10月，邓小平会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我们不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台湾也不可拿它的制度和思想来统一大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以谈上合作，相互容纳，台湾保持台湾的制度，大陆保持大陆的制度，这样就不会发生你吃我、我吃你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不现实、不可能，那就只有用武力，我们现在不采取这个方法，目的是让我们民族统一起来，着眼于民族利益。同样，企图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法也不可取。”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这是海峡两岸的最大政治基础，是国共两党交往谈判的基础，也是解决国共双方分歧的基础。既然有这样的基础，就必须推动两岸交往，大家一起来想方设法促使蒋经国等人结束“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三、邓颖超全力推进对台工作

根据党中央和邓小平的方针政策部署，邓颖超全力推进对台工作落实。1980年元旦，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说“《告台湾同胞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祖国统一的目标前进。同时，我们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

当日，中央对台湾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邓颖超强调，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全党当前的重大任务。对台工作要有紧迫性，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是中央的参谋、助手，必须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会议接受她的建议，由全国政协发出《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决定首先抓对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落实政策的问题；决定将领导小组办公室搬进中南海。

1980年11月，浙江省台胞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台湾同胞联谊会——浙江省台湾同胞联谊会。邓颖超、廖承志等对台领导小组的通知都对这一新生的民间团体很重视，认为它能成为沟通两岸同胞的桥梁。邓颖超对台湾同胞的情感心声非常理解，提议中央也成立台联组织。

1981年初，邓颖超专门选调全国妇联副主席、在河北廊坊挂职的林丽韞返京筹备中花全国台胞联谊会。邓颖超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从大政方针到具体事务，都给予关心指导。她多次对林丽韞说，由于30多年的隔阂，台湾同胞对我们很不了解，全国台联应努力同台胞沟通，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要做好生活在祖国大陆台胞的工作，首先要协助党政有关部门落实好对台胞的政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团结他们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贡献。

1981年12月27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北京成立，林丽韞任会长，联谊会通过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全面拓展对台工作面。

邓颖超对林丽韞说：“对台湾同胞的政策落实工作十分重要，你们要过细检查，务必要善始善终，不要有遗漏。”在她喝领导小组的努力推动下，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的政策落实问题解决得较好，有力促进了对台工作的开展。

1981年，北京首先停止了纪念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动。之前，该事件被定性为“反蒋第二条战线”。

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阎锡山原旧部、港台知名人士、香港《中报》、《中报月刊》创办人傅朝枢时，首次公开提出解决台湾、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提出“攸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即著名的“叶九条”。内容是：1.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党可以对等谈判；2.双方在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达成协议；3.统一后的台湾可保留军队，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特别自治权；4.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与同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5.台湾政界领袖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领导，参与国家管理；6.台湾地方财政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予补助；7.台湾人民愿回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来去自如、不受歧视；8.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到大陆投资，保证合法权益与利润；9.欢迎台湾人士与团体，提供祖国统一的对策建议，共商国是。

 “叶九条”时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具体对策，经过反复修改，拟定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化方针政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详细地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常委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引起海内外的震动，既体现了中共博大的情怀，也体现了中共对台湾人民的切实关怀。

邓颖超展开具体工作时，总是与党的工作大局配合得丝丝入扣。1981年10月8日，邓颖超接见并宴请了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孙穗芬，黄兴的女儿黄德华和黄锷将军的亲属等，宾主一起回首了往事，对辛亥革命表示了诚挚的缅怀之情。

同年10月9日上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颖超主持会议。中国共产党主张实现国共两党和谈与合作的呼声和舆论达到了高潮。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士1万多人参加了大会，盛况空前。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发表纪念讲话，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胡耀邦诚恳而激动地说：“现在我们提出的建议，对于台湾方面没有任何不公平、不安全的地方。如果台湾方面还有不放心的问题，也不妨在双方谈判中提出来研究解决。由于长期隔阂而存在着某种不信任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触、不交谈，怎么能消除隔阂、建立互信呢？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难题，还要让彼此的力量在对峙中互相抵消，我们将何以上对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以来的先烈，下对海峡两岸的各界同胞和子孙后世呢？中国共产党决不用国民党曾经用过的方法来回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火行为永远不会再重复。在这里我愿意告诉台湾当局，不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葺，而且奉化陵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妥善安置。树高千丈，落叶归根。难道蒋经国先生就没有故乡之情？就不想把蒋介石先生的灵柩迁移到奉化蒋氏墓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