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父子从大陆秘运黄金始末

蔡英文当局为清算国民党党产，连日来步步紧逼，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愤言反批道：如果真要清算国民党财产，那么蒋介石时代从大陆运到台湾的黄金是不是也要归还给国民党？从大陆带来的台北故宫“国宝”是不是也要归还，归还给谁，怎么还？一时间，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夕，蒋氏父子从大陆秘运黄金那段尘封的历史再度引发关注。根据蒋介石的“总帐房”吴嵩庆之子吴兴镛在《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中记载，蒋氏父子前后分六次将国库黄金运抵台湾，其中最主要的是前三次。

一、败走大陆前的刻意安排

1948年，蒋介石眼看在大陆的统治大势已去，便对李宗仁称：“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离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意指把国库黄金秘密运送到台湾。从蒋经国的日记来看，蒋介石最早在1949年1月10日介入此事，蒋经国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日父亲派我赶至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随后衔命从南京到上海宣达蒋介石的口谕，要俞鸿钧着手赶运第二批国库黄金。1月16日，蒋介石约见俞鸿钧、席德懋二人，提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蒋宣称此举“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

蒋氏父子秘运黄金至台，俞鸿钧是核心人物。蒋介石下野的前两天，即1949年1月19日，在俞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之后，以一介平民身份奉蒋氏父子之命，运用他个人与中央银行在职人员的渊源关系及影响力，筹划部署，将库存黄金运到台湾。1月21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杭州笕桥机场，最先前来晋见的是台湾省主席陈诚和吴嵩庆。蒋介石责成吴嵩庆，以预支军费名义，速将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的金银美元提出，不得有误。同日，蒋介石“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的美金一千万，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以及毛手上的余款悉数自纽约的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

二、虽经周折，三次运金终遂其愿

最早一次运金是在1948年12月1日午夜，时任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将国库206万两黄金、400万块银元，自上海运往台湾。负责运送这批黄金的不是国民党海军军舰，而是海关缉私舰“海星号”。由中央银行驻台北代表沈祖同点收，存入台北附近大山深处的台湾银行金库。

1949年1月19日，俞鸿钧去职中央银行，由刘攻芸继任总裁。虽然刘不敢公然违背蒋介石的旨意，但毕竟李宗仁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刘上任后在运送黄金一事上态度消极，工作进展甚缓。1月27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中央信托局局长林崇镛，“商谈中央银行现金运送厦门办法”。蒋介石其间询问林崇镛，刘攻芸态度究竟如何，林崇镛即称刘“对此事进行，面有难色”，并对刘的拖延大表不满。当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他对刘攻芸的表现“殊为骇异”，并大发感慨：“世人能明理识义，并始终如一者，城难得也。”

1月28日，俞鸿钧致电蒋介石称：“护国行存金尚有82万余两，银元2600万元，以前因存兑金银，故不得不酌情留存。现在政策变更，无此需要，亟宜早日运出，免滋延误。除密洽刘总裁迅办外，拟请由经国兄电话催办。”俞鸿钧的电报再次使蒋介石感到，抢运黄金行动进展受阻，刘攻芸并不完全听从俞鸿钧的指挥。不得已，蒋介石只好指令蒋经国给刘攻芸施加压力。2月3日，俞鸿钧致电蒋介石：“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为了确保黄金的运送，以防意外，蒋介石8日又派秘书周宏涛赴上海，传达他对中央银行运送黄金的指示：“以中央银行存金为国民汗血之结晶，不能不负责设法保存，曾经指示财政金融主管人员，应将其运至安全地区，以期妥善保管与运用，免遭无谓之浪费。但以若干主管人员对次不甚了解，延未施行，故公不得已再派周宏涛秘书赴上海，对主管当局切实说明，以期彼等从速处理也。”

2月8日，在蒋经国、俞鸿钧、周宏涛的频频施压之下，刘攻芸被迫交出国库钥匙，承诺将第二批黄金秘密运出。9日，第二批黄金从上海四行仓库的国库库房中提出，共计554394.896两，直接运送到台湾。10日，周宏涛自上海归来，向蒋介石报告第二批黄金运送情况：“所存现金已大部如期运往厦门台湾，现存上海者，惟留黄金20万两。”蒋介石得报后，“为之一慰。盖以此项存金为国民汗血之结晶，与国家命脉之所系，故不能不负责设法保存，因一再叮嘱财政金融主管应将其运至安全地区，俾得妥善保管与运用，免遭无谓之浪费，至今始得完成此一重要工作耳”。蒋经国在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共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而在秘运黄金过程中，当时的财政主管与时任代总统的李宗仁最是强烈反对的。为此，他曾对刘攻芸大发雷霆，并下令不准再运走一两金子，否则惟刘攻芸是问。3月22日，李宗仁发动部分桂系立法委员，要求蒋介石将运到台湾、厦门的黄金悉数运回。对于李宗仁的要求，蒋介石自然不会答应。蒋经国在日记上痛批李宗仁：“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共以为快也，可痛！”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令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责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介石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

第二批金银运走后，上海的黄金白银储备所剩无几。即便如此，蒋介石仍不肯罢手。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政权在上海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抢夺最后一点黄金储备，5月15日，蒋介石派蒋经国、俞鸿钧秘密飞到上海，面见驻守上海的汤恩伯，要求将中央银行的库存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亲笔行文中央银行，要求提取中央银行剩余金银。至18日，中央银行除留下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黄金198000两、银元120万元全部被运送到台湾。蒋经国后来的回忆中进一步说明：“关于李宗仁来信所提到的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我应该附带来这里说一说：当上海快要失守的时候，父亲派我们几个人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再三嘱咐我们千万保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顺利地运到台湾。”四个月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支撑内战形成的金融危局，分别又于8月22日、30日两次从美国搬运库存黄金近20万两到台湾。

三、具体数量，众说纷纭

对于蒋氏父子秘运至台湾的黄金、银元与外汇到底又多少，具体数量，众说纷纭。根据吴兴镛在《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中记载，第一次运金共将国库260万两黄金、400万块银元，自上海运往台湾。而台湾传记作家王丰则认为蒋介石第一批由上海运往台湾的黄金，启运时间为1948年12月4日，从上海四行仓库运走了2004459.506两，该批黄金总计774箱。

按照国民党的官方数字，从1948年12月至1949年8月，总共运往台湾的国库黄金达2949970.279两，这还不包括外汇、白银、珠宝与其他国有珍贵资产。据李宗仁称：“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35000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若依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5亿上下”。另据蒋介石机要秘书出身、直接参与秘运黄金的吴嵩庆部下詹特芳称：“中央银行原报告有90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92万两，多出2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10余斤至20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另外还有黄金4200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银元部分约计3000万元。另据“中央银行”1949年12月报告，当时国民党当局的银行库存的黄金为395万两，白银1136万两，银元398万多块。程思远在《李宗仁先生晚年》的回忆中称：“蒋介石令蒋经国赴沪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发行金圆券得来的黄金、白银、外汇等共计3.7亿美元秘密运旺台湾。”曾任台湾“行政院长”的郝柏村称国民党撤退时将几百万两黄金运至台湾。《人民日报》根据历史资料称：国民党车里大陆前，先后3批实际运去台湾的黄金共277.5万两，银元1520万元。比较以上诸种说法，《人民日报》公布的数字基本上时准确的。

四、全国人民血汗钱，助台湾发展

这部分黄金、银元对于稳定台湾社会与发展经济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有了这笔黄金，国民党迁台后的经济才趋于稳定，并逐渐步入正轨。蒋经国回忆中指出，国民党迁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清醒，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后来，国民党当局还将部分黄金用于台湾本地各项建设，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对于大陆人民而言，国民党政权抢运黄金行动则是一场公然的掠夺，正如蒋经国在其《风雨中的宁静》一书里提到的那样，“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这些黄金作为国币——金圆券的准备金，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然而，无数百姓却因金圆券的剧烈贬值而倾家荡产。曾拍摄《黄金秘档》的台湾纪录片制作人丁雯静说：“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往事过去属于高度机密，许多参与者最初都不愿意提及。把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黄金运到台湾去，他们中很多人都顾虑留在大陆的亲人会被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