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影响下的台湾少数民族抗日武装斗争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轰轰烈烈的台湾少数民族抗日武装斗争拉开序幕。自1895年日本割占台湾至1915年噍吧哖起义失败，台湾少数民族举行或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十余次，杀死杀伤日寇上百人，其中直接受辛亥革命影响而爆发的有北埔起义、大安溪抗击日警、苗栗起义、噍吧哖起义等。这些武装斗争从客观上反映出台湾少数民族对日本殖民者的痛恨和对回归祖国的迫切愿望，同时也加速了辛亥革命后台湾抗日武装斗争新高潮的到来。

一、侵台初期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残暴统治

台湾少数民族分布的面积约为全岛的半，拥有非常丰富的森林矿产资源。早在1874年日本殖民者就组织进犯牡丹社意在染指台湾，但登陆后便遭到平埔人的有力抵抗，最终在台湾各族人民的共同抗击下铩羽而归。1895年日本殖民者侵占台湾后，实行“番政”，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各个方面加紧控制、奴役人民，给台湾少数民族群众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

（一）推行“隘勇线”和警察制度，进行极端殖民统治

为了有效地对台湾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侵略、统治和开发，日本殖民者在许多部落住区的外围设置“隘勇线”，不许原住居民随意活动，更不许与汉人接触，实施将平地汉人与山地少数民族相隔离的政策，以便能以经济封锁迫使少数民族屈服，同时防范台湾人民联合抗日。隘勇线由隘路和隘寮组成，隘勇则是征募台胞和平埔人壮丁充任，借以实行其“以华制华”的毒计。1900年底，官办隘勇数已达1593名，而全岛隘寮最多时更是达1898所，隘勇线长达400多公里。隘勇线的推行极大的限制了少数民族的活动自由，阻碍了汉族居民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生产生活交流，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地遏制作用。日本殖民者还把警察统治制度移用于山区并加以强化，警察集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的大权于一身，可以不依据法律规定对少数民族任意拘捕、拷打、判刑、处死，成为统治地区的“土皇帝”。在宜兰等地，警察厅更是颁布了“若有杀得番人头目者，给赏100元，杀死番丁者，给赏50元”这样鼓励台湾人杀害台湾少数民族的规定。广大台湾少数民族备受种种无理的欺压和凌辱而无法生存下去，在少数民族历次抗日武装斗争中，警察厅署都成为首要的攻击目标也证明了少数民族对日警痛恨之深。

（二）侵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资料，限制农副业生产和贸易

为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日本殖民者从法律上否定了台湾少数民族对居住地及部落土地的所有权，少数民族原有的耕地、林地和猎场大部分被日本殖民者以“林野清查”和强制争购的手段侵占掠夺。在非法掠夺少数民族生产资料的同时，日本殖民者强制迫使少数民族迁入指定的新移民区，许多失去生产资料的少数民族不得不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获得的工作报酬却处于极低的水平。日本殖民者通过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而加快了经济掠夺式开发和资本积累。此外，少数民族还要担负繁重的“义务劳役”，无偿地替日本殖民者修筑道路、官署、学校、宿舍等公共设施，进一步限制了少数民族自身经济的发展。同时，少数民族生产的农副产品也被严格的管控，不得自由出售，由日本专设的“交易所”进行统一买卖，日本统治者从低买高卖中赚取巨额的差价。矿藏、林木樟脑等被日本统治者源源不断地运走，而少数民族自己却得不到丝毫的利益，种种剥削政使下少数民族赤贫如洗，但还要缴纳诸如土地税、人口税、家畜税等苛重的捐税，交不起税就要被关押或罚做苦工。可以看到，日本殖民者为了获得大量的经济利益，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根本不顾少数民族实际的生产生活需要，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是彻底的经济殖民和剥削。

（三）制定武力“讨番计划”，强制实行奴化教育

在反割台大规模武装游击战争被日本侵略者镇压后，日本即开始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组织隘勇线前进队，迅速扩展隘勇线，遭到少数民族的激烈抗争，日寇伤亡惨重。为扭转危局，时任日本台湾总督佐久间佐马太抛出“五年讨番计划”，以“怀柔”与“威压”相结合，即对“北番”以“威压”为主，“怀柔”为辅；对“南番”以“怀柔”为主，“威压”为辅，以求达到分化、利用和征服少数民族的目的。日本殖民者此种政策的出台，起到了将台湾少数民族各个击破、分而治之的效果，使得抗日武装斗争不能有效地相互呼应，便于日本殖民者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尽管“讨番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使台湾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不具有全局性和连贯性，无法从根本上动摇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根基。为配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统治，日本侵略者要求少数民族儿童进入其所设的“公学校”或“日语教育所”接受奴化教育，企图培养“效忠”日本天皇的“忠臣良民”，但日本殖民者发展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发展少数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而是以强化日本大和精神的灌输和培养可供其利用的特定的人力资源为主。这种愚民政策是注定不会被少数民族所接受的，少数民族一直想尽办法避免进入日本殖民者所设的种种“教育所”。据资料显示，在噍吧哖起义失败的1915年，台湾少数民族在43个“教育所”受初等教育的人数为1260人，毕业仅66人，平均每个“教育所”毕业1人。

二、台湾少数民族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影响下的抗日武装斗争

辛亥革命使“三民主义”的思想逐步在台湾传播。1912年1月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南京招待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时明确表示:“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受祖国辛亥革命的鼓励，包括台湾少数民族在内的台湾同胞激发出强烈的抗日反殖斗争的斗志。在辛亥革命胜利的稍前和以后，岛内先后爆发了12次抗日武装起义，至少有9次（一说10次）是在辛亥革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发动起来的。其中，台湾少数民族直接参加了1907年蔡清琳领导的北埔起义、1913年罗福星领导的苗栗起义、1915年余清芳等领导的噍吧哖起义等影响和规模较大的抗日武装起义。

（一）积极响应革命者“驱逐日寇、收复台湾”的号召

在辛亥革命影响下的抗日武装斗争高潮中，抗日斗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斗争都以“驱逐日寇、收复台湾”为目标。北埔起义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联合的起义，起义者竖起“安民”和“联合复兴中华”的旗号，宣传大陆兵马来援，号召人民共起抗日；在同盟会员罗福星直接领导发动的苗栗起义中，明确提出了“驱逐日人、光复台湾”的口号；在辛亥革命时期台湾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噍吧哖起义中，起义者呼吁民众参加起义组织，驱逐日本侵略者。这几次起义中明确的抗日斗争目标与受日本殖民者残暴统治的台湾少数民族的诉求相一致，得到了台湾少数民族的积极响应。在北埔起义中，少数民族民众直接在蔡清琳的领导下与日警进行战斗；苗栗起义中，起义领导者罗福星四处奔走发动民众，策动台中张火炉、台南李阿齐分别到大湖、大目降少数民族同胞住区宣传抗日准备起义，得到当地民众的积极响应；噍吧哖起义中起义者宣传大陆军队不日将到台“与日本人大战”，得知此消息的六龟里一带少数民族各社抗日活动因而空前活跃。

台湾少数民族作为抗日武装斗争参加者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响应革命者的起义号召，接受抗日革命思想，自觉受起义领导者的组织和指挥，加速了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完成，有力的推动了辛亥革命时期抗日武装斗争革命高潮的到来。

（二）继承反侵略斗争优良传统，直接参与抗日武装斗争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台湾少数民族具有优良的反侵略斗争的革命传统。早在荷兰殖民时期，台湾少数民族就开始了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中英、中法战争中，在清政府抵抗不利的情况下，台湾军民团结致抗击侵略者取得连战连捷，显示出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思想在台湾广为传播，台湾少数民族也在革命的号召下与台湾革命志士携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起义。1907年北埔起义，大隘社少数民族人民在蔡清琳的亲自领导下袭击鹅公髻日警分遣所和大坪警察住所，杀死日警多人。随后攻入日警北埔支厅，尽杀支厅长以下警察、官吏等57人，重伤6人，北埔日人只有2人逃脱。苗栗起义中，李阿齐在台南大目降支厅、关帝庙支厅广聚少数民族同胞及革命志士准备起义，因遭日本殖民当局察觉而被破坏。在1915年的噍吧哖起义中，起义者宣称祖国大陆的军队会进攻台湾，台湾少数民族踊跃加入起义队伍，在北寮庄山、甲仙埔、后堀仔山等地与日军激烈交火，后因缺乏武器弹药和作战经验被日寇分化诱降，起义惨遭失败。由于日本侵略者之前开展了大规模收缴少数民族枪支弹药的全岛性行动，台湾少数民族在只有弓箭、长矛、少量猎枪的条件下在始终在武装起义的第一线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显示出驱逐日寇、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

（三）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抗日武装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在辛亥革命风暴的影响下，台湾抗日武装斗争此起彼伏，尽管起义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同时还面临日本统治者的血腥报复，但是勇敢的台湾少数民族仍以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前赴后继的投入到抗日武装斗争中，显示出其坚定地革命性。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据时期台湾少数民族各族群众共发动参与70多次抗日武装斗争，作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之台湾少数民族时刻都没有放弃反抗殖民、争取自由的权利，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北埔起义失败后，起义领导人蔡清琳逃至大隘社少数民族头目家中隐蔽，后被日本统治者杀害，暴动群众81人被日军杀害；苗栗起义中，罗福星等人组织起义队伍，进行军事编制，约定联络暗号，参加者达1500多人，后因其行动被日警察觉，起义未发生即遭破坏，革命志士被大肆抓捕，被捕者近千人，其中261人被起诉，罗福星等6人被判死刑；噍吧哖起义的战斗极为壮烈，总计双方死伤在1万人以上，起义失败后，日本侵略者又对曾支持起义的各庄民众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据后人粗略统计，整个噍吧哖起义中牺牲死难的台湾人约3万人之多。面对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严峻的革命形势以及弹药匮乏等不利的客观条件，台湾少数民族并没有被次次的失败和屠杀而吓倒，并没有放弃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也没有改变“驱逐日寇、收复台湾”的决心，始终积极投身抗日武装斗争，为恢复国家主权、实现民族独立而英勇奋斗。尽管在武装起义中台湾少数民族死伤惨烈，但反侵略斗争的革命之火依然熊熊燃烧、代代相传。

三、辛亥革命影响下台湾少数民族抗日武装斗争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稍前和之后，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台湾少数民族与台湾革命志士一起为“驱逐日本、恢复台湾”的目标而奋斗。因而，参与辛亥革命影响下的抗日武装起义既是少数民族抗日斗争的继续又有区别于之前反压迫的武装斗争。辛亥革命前后台湾少数民族参与的抗日武装斗争，是继反割台武装游击战争之后台湾少数民族抗日斗争的新起点，在整个台湾少数民族抗日斗争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通过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台湾少数民族深刻体会到其命运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更加坚定其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少数民族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台湾少数民族作为世居台湾的土著民族，勇悍善斗，敢于为独立和自由抗争到底。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时，尽管台湾人民的抗战连战连捷，但在祖国大陆清政府却连战不利，最终依然是与列强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这使得少数民族同胞深刻的认识到祖国的强大是台湾各民族同胞兴旺繁盛的根本保障，但在腐朽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下，各族同胞报国无门，救岛无路。辛亥革命在祖国大陆不断的发展并最终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给台湾各族同胞的革命斗志以极大地鼓舞，加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领导人十分重视台湾的革命工作，使台湾少数民族看到了重新获得独立和自由的希望，更加坚定了他们回归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正是有了海峡两岸是一个共同体的认识，台湾少数民族才会积极踊跃的投身革命。

（二）通过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少数民族与汉族、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相互间的联系不断强化，有利于近代爱国主义在台湾的形成

我国近代爱国主义的形成，大致在辛亥革命前后，其中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是近代爱国主义的典型代表。民族主义对内要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并不是狭隘的排满，而是主张民族平等，共同享有民权；对外主张建立独立主权和统一的中华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平等往来，不再处于屈辱的地位。台湾少数民族参加抗日武装起义正是践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主义的代表。自荷兰殖民者侵台，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割让台湾，加之日本侵略者以种种手段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思想奴化，使台湾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台湾少数民族受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抗日武装起义，强化了其对中华民族意识的认同。通过参加革命志士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台湾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放下往日的隔阂和矛盾，在民族大义面前并肩作战，增进了汉民族和台湾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合作与互信，为抗日斗争的深入开展奠定了良好的民族基础。同时大陆人民也积极支持、参加了台湾同胞的抗日武装斗争，更加密切了两岸人民的联系，在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中两岸同胞始终同舟共济，不离不弃。

（三）通过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有助于调整台湾少数民族抗日斗争的发展方向

台湾少数民族积极参加抗日武装起义极大的鼓舞了各地区少数民族的抗日武装斗争。自1909年开始，尽管日本殖民者集中军事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威压分化，但是在各地民众的不屈抗争下，“五年讨番计划”不论在所谓讨伐“北番”方面，还是在收缴“南番”武器方面，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使日本殖民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与此同时，台湾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也激起了日本殖民者对少数民族的更加血腥、更加残暴的镇压和报复。仅在噍吧哖起义失败后，日本殖民者就逮捕起义者1400多人，有866人被判处死刑。此外日本殖民者还把噍吧哖附近村庄的3200余居民视为叛徒，居民“经临时检察局简单讯问后，以台人一百为一次屠杀集团，依次屠杀，除妇女外，男子不分少壮老幼，皆就缚俯卧。……由特选精壮之日兵约三十人手持锋锐长刀，肆情挥舞，竞相斩杀。”在数以万计同胞惨遭日军屠戮的事实面前，台湾少数民族痛感用暴力的方式在体制外难以推翻日本的殖民统治，随着1910年代中期在岛内开始的非暴力政治抵抗的民族运动的深入，台湾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也从单一的武装反抗向多方面发展。

（四）台湾少数民族反击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斗争，其光辉将照耀中华民族统一大业

台湾少数民族在抗击侵略者过程中形成的优良反侵略革命传统，是台湾少数民族反殖斗争智慧的结晶，也是台湾同胞为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做出的巨大牺牲最好的经验总结。辛亥革命影响下的抗日武装斗争，是少数民族同胞在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中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回首过去的岁月，先烈们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同时我们应该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早日实现民族富强，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