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台独”运动的潮起潮落（下）

四、“回首乡关归路难”：海外“台独”回流入岛

80年代末以来，台湾岛内政治环境出现新变化，为海外“台独”回流入岛开启了机会之窗。一方面，国民党“威权统治”体制松动，相继宣布“解除戒严”，颁布新的“国家安全法”，开放“党禁”、“报禁”，大幅放宽了集会结社、出入境、民事审判等方面的限制；尤其是李登辉上台后，为稳固权力亟需与反对势力达成妥协，对各种“台独”动向采取包容甚至纵容态度。另一方面，岛内反对势力在于国民党当局的博弈中日渐壮大，拥有“台独”基因的民进党宣告成立，此后以走“体制内”路线为掩护宣扬“台独”主张，“台独”取得事实上的“半合法”地位，激起了海外“台独”返乡的嚣张气焰。但海外“台独”组织向岛内回流并非一帆风顺，不仅要冲撞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关卡，还要面临调整“斗争路线”、扩充“社会基础”尤其是处理与民进党竞合关系的多重挑战。

（一）海外“台独”的闯关与破网

国民党当局一直将海外“台独”的骨干分子列入“黑名单”，限制其入境滋事。“台独”分子则以“保障人权”为由提出“废除黑名单、还我返乡权”的口号，力争返台活动的自由；民进党“立委”多次在“立法院”提出质询，并组织请愿、示威、声援活动；美国政客也时常表示“关切”，要求“保障海外台湾人返乡探亲的自由”。在各方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做出让步，首次批准海外“台独”的“世台会”在岛内举办公开活动。

1988年8月，“世台会”第15届年会在台北举行。虽然包括“会长”李宪荣等人均被拒绝入境，但与会人员仍以公开鼓吹“台独”的方式挑战国民党权威，并得到了以姚嘉文为首的民进党要员的露面声援，是为海外“台独”组织回流入岛的初试啼鸣。1989年适逢台湾“解严”后第一次“大选”，国民党为应付民进党挑战而无暇他顾，海外“台独”频频借机闯关。8月，“世台会”第16届年会在高雄如期举办，并继续得到民进党姚嘉文、张俊雄、卢修一等人的襄助，上年被拒绝入境的李宪荣在“大会”现身，大肆鼓吹“只有把台湾建成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台湾才有出路，人民才有幸福”的“台独”论调，使国民党当局颜面扫地。是年，彭明敏领导的“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也积极向岛内渗透，彭的秘书杨嘉猷、学生谢聪敏、“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日本分会会长”李宗藩、“全美台湾同乡会”前会长杨黄美幸以及许信良的夫人钟碧霞等，都堂而皇之地回到台湾。

在海外各“台独”组织纷纷闯关之际，长期以“盟主”自居的“台独联盟”亦不甘人后。1989年11月，“台独联盟美国本部主席”郭倍宏在国民党当局的围追堵截下现身民进党民事代表卢修一、周慧瑛的政见会，后躲过“情治机关”的严密监视而遁走，极大“鼓舞”了海外“台独”分子返乡的气焰。1990年初，“台独联盟总本部”决定于未来两年之内逐步公开该组织在“台湾本部”之活动，并将组织“指挥中心”迁回台湾。8月，“台独联盟”在美国举行秘密年会，详细讨论了“迁盟返台”的方针、计划和步骤，并与前来接头的“新潮流系”总召吴乃仁达成返台后互用资源、以实际行动共求“台湾独立”的协议。但“台独联盟”的返乡之旅则因国民党当局的内部矛盾而充满波折。

1990年李登辉当选“总统”后，面临党内“非主流派”的严峻挑战，不得不任命反“台独”立场鲜明的“军事强人”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所谓“李，郝体制”是党内妥协的产物，双方在权力地位、“政体”改革及处理“台独”等方面立场迥异。李登辉就职当日即“特赦”许信良等政治犯，并邀请朝野人士于6月28日召开“国是会议”，蔡同荣、陈唐山、许信良等“台独”要角均成为“座上宾”。但是，郝柏村“内阁”仍对“台独”采取零容忍，尤其将激进暴力色彩鲜明的“台独联盟”作为重要围堵对象。誓要“迁盟返台”的“台独联盟”与国民党当局展开激烈攻防。6月，为“台独联盟”返台先行探路的陈昭南刚下飞机即被逮捕，被判刑3年6个月；11月，“台独联盟美国本部副主席”李应元成功“翻墙”，并在民进党掩护下躲过通缉追捕；次年8月，郭倍宏二度闯关失败在机场被捕，躲藏年余的李应元也终落法网；10月，“台独联盟”在台北举办“台湾本部盟员大会”，参会盟员达100多人，但返台后的“秘书长”王康陆被捕；12月，“台独联盟总本部主席”张灿鍌持假护照返台，在机场落网。

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等“反对势力”一直积极协助并掩护海外“台独”分子返台，尤其是多次通过“议会”途径向国民党当局施压，力图从岛内打破“台独”回流的“防火墙”。1991年9月，李镇源、林山田、陈师孟等人组成“100行动联盟"”，强烈要求废除“刑法100条”（该条将“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以强暴或胁迫着手实行者”定为“预备内乱罪”，是制裁“台独”分子的主要依据），并于10月举行“翻阅兵、反恶法”游行，一度在岛内掀起轩然大波。在各方持续加压和李登辉当局妥协下，“立法院”终于1992年5月通过修订“刑法100条”，此后大部分被收押的“台独”分子获释，海外“台独”的“大部队”纷纷向岛内开拔。

（二）“叶落归根”后的“新挑战”与“新定位”

经过四十多年的海外游走，“台独”分子终于实现“叶落归根”的心愿，使得岛内的“台独”势头日渐坐大。其中属“海归台独”的有“台独联盟台湾本部”、“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台湾总会”、“台湾建国运动组织”、“公民投票促进会”等；属民进党派生团体及新生“台独”的有“台湾主权独立委员会”、“台湾建国联盟”、“新国家连线”、“台湾教授协会”等。但海外“台独”回流新景象的背后，即是其在岛内生存发展的“新挑战”：一是如何定位“台独”路线的问题，是走“体制”内的改革路线，还是保留“体制”外的暴力路线？二是如何处理与民进党竞合关系的问题，是与民进党及其派生势力结合，还是保“台独”组织的独立性？三是如何打造“社会基础”的问题，是将中产阶级做为依靠对象，还是争取工农阶级或是全民力量？

回台后的海外“台独”组织大多面临发展前景的两难，其中个性突出的“台独联盟”最具代表性。其所拟定的迁台后运作重点包括：开发“建国运动”的人力物力资源，参加社会各种运动团体以汇聚更大的人民力量、落实“群众路线”与“议会路线”交叉运作的共识、做“反对阵营”的“润滑剂”以促成“大结合”。此“工作计划”所蕴含的折中色彩，不啻为保持独立性与适应新环境的妥协。但随着岛内“宪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作为最大反对势力的民进党更将“议会路线”作为主攻方向，不仅在“立委”和县市长选举中稳定占据约13席位，还通过选举坐拥超过4成的民意基础，海外“台独”在岛内的生存发展更难绕过民进党。大批“台独”分子返台后不得不融入民进党内的各个派系，多数甚至成为民进党的骨干分子。“台独联盟”虽极力避免陷入“民进党漩涡”，辩称“与民进党是平行的团体，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民进党的次级团体”，进而试图扮演“反对阵营的润滑剂”角色，与民进党分庭抗礼；但其“太强势想介入岛内长期以来已经有一定运作方式之生态里，反而会引起其它一些合作团体的困扰甚至反感。”既要维持组织独立性又要另辟蹊径，最终只能是心有余而立不足。

此外，与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政党组织不同，“台独联盟”等海归“台独”一直延续着松散性、流动性和重叠性的传统，各团体成员之间的交叉流动并不罕见，甚至领导层之间也经常互通有无。在民进党强大的磁吸效应下，返乡的“台独”分子多选择“西瓜偎大边”，纷纷逐利而去。彭明敏、张灿鍌、陈唐山、蔡同荣、李应元等要角也加人民进党谋前程，彭曾与谢长廷搭档参加1996年“大选”，张于1994年参选民进党主席落败，后当选第11届台南市长，陈曾当选7届台南县长及第2届、5届、8届“立委”，蔡连续当选第2-7届“立委”，李当选多届“立委并多次任重要公职。当然，也有一批与民进党反目或固守“急独”立场的“台独”分子另谋他路，如1996年李镇源、林山田、郭倍宏等任新组“建国党”。但其激进的“台独”主张及脱离民进党选举机制的“非主流”路线，终难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针对组织成员流失和向心力弱化，曾任“台独联盟主席”的黄昭堂称，“‘台独联盟’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固然很好，但是‘台独联盟’不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却有无数的独立的种籽散布在各角落，这也是一个成果。”此言论与其说是对“台独联盟”发展状况的勉强认可，毋宁说是对海归“台独”流于空泛的聊以自慰。

纵观海外“台独”运动潮起潮落，其肇始于1945年之后的台湾，成长于50-60年代的日本，繁盛于70-80年代的美国，终又归落于90年代的岛内。辗转海外四十余年的“台独”运动自始至终充满着矛盾：他们既不缺追求“台独”理想的“昂藏誓言”，又不得不为躲避灾难的苟且偷安；既充斥着与对手势不两立的激情暴力，又不乏寻求救助扶持的摇尾乞怜；既有努力整合各派的“宏图之志”，又有权力利益至上的明争暗斗；既有对“台独”运动主导权的留恋不舍，又难免时移世易的无可奈何。但无可否认的是，海外“台独”回流入岛后大多走上了民进党的“体制”内路线，强化了民进党的组织基础及其“台独”基因。尤其是海外“台独分子对“台独”理论的颇多建树，如“台湾民族论”、“台湾地位未定论”、“住民自决论”等更对民进党的政治路线及岛内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自《台湾周刊》2020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