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台独”运动的潮起潮落（上）

国民党接收台湾后，岛内开始出现“台独”活动。但在高压“威权”统治下，“台独”分子不得不向海外谋求“新出路”。先以香港为中转站，成立岛外“台独”组织；再以日本为大本营，发展海外“台独”力量；后以美国为主战场，通过“暴力抗争”、“游说美国国会”、“争取国际支持”等方式，将海外“台独”运动推向高潮。随着岛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海外“台独”终于在90年代回流岛内。但在民进党公职挂帅、议会优先的强大磁吸效应下，海归“台独”或为谋前程而依附民进党，强化了民进党的“台独”基因，或为固守“急独”立场而被边缘化，再难掀起大波澜。辗转海外四十多年的“台独”运动，终归消融于岛内政治生态剧变的大潮中。

一、“寇攘虽息尚游魂”：“台独”的先声与“托管”迷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牧泽义夫、宫中牾郎为首的侵台“主战派”军官不甘心失败，勾结徐坤泉、林熊徵、许丙等台湾亲日士绅，在台北草山（阳明山）召开会议，密谋以残存的40万日军为后盾，在中国政府接受台湾之前成立“台湾自治委员会”，宣布“台湾独立”。进而把台湾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复兴基地。但此阴谋被时任日军驻台司令安藤利吉制止而流产，成为一场短命的“台独”闹剧。究其原因：一方面投降的“大日本帝国”已自身难保，策划“台独”无异于引火烧身；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接受台湾在即，岛内绝大多数人民对复归祖国怀抱翘首以盼，密谋“台独”必成众矢之的。

日本投降后，美国势力染指台湾事务。以柯乔治（George Kerr）、卡度（Latto）、摩根（Morgan）等为代表的美国野心家公开否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甚至在岛内物色“福尔摩萨未来领导人”，鼓动廖文毅等“皇民化”分子从事“台湾托管运动”。廖出身地主家庭，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上等台人”，曾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自然得到美国政客的“青睐”。台湾光复后，廖有意投身仕途，但因不满国民党当局开出的官职而愤然不就；1946年先后参选“国民参政员”和“国民大会代表”均遭落败，彻底打消了其通过国民党官僚阶梯向上爬的念头，开始从事“台独”活动以满足个人的政治野心。1946年9月，政坛失意的廖文毅与其兄廖文奎共同创办《先锋》杂志，撰文批评时政，力倡政治革新、台人参政，被国民党视为“问题人物”而逃往上海。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怀疑廖参与其中，将其作为叛乱通缉的对象之一。1947年6月，廖文毅勾结廖文奎、林本土、陈炳煌、王丽明等人在上海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公然呼吁美国支持台湾成立“独立国”。1947年7-8月，廖向准备到台湾考察的美国特使魏德迈递交了一份“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提出“台湾由联合国托管，争取公民投票自决”等“台独”主张。魏德迈率团考察台湾后，报告称“台湾人对美国监护或联合国托管是会接受的”，其主要依据便是廖文毅等人的“意见书”。

“台湾托管论”的抛出，不但遭致海内外各地爱国人士的一致谴责，还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警觉，廖文毅等“台独”分子在上海已无立足之地，不得不于9月逃往香港。到港后，廖四处抛头露面，与美国接触频繁，于“二·二八事件”周年之际，扩大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并自任党主席，黄纪男担任秘书长。此后，该联盟确立以争取“台湾独立”为主要宗旨，被视为岛外第一个正式的“台独”组织。1948年9月，廖、黄等人以“台湾再解放联盟”名义向联合国提交请愿书，重复应暂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论调，再由“全体台湾公民投票决定台湾的前途是隶属于中国或独立自主”。然而，廖文毅等人在香港的“台独”分离活动很快夭折。一方面，“台独”在港受到共产党、国民党和“台湾民主同盟”等进步组织的坚决反击，且绝大多数港人鄙视“台独”分子，使“台独”在香港没有生存土壤。另一方面，美国虽不断介入台湾事务、制造台湾分裂，甚至有美国籍人士与廖、黄之流暗通曲款，但其真正希望扶植的是孙立人、吴国桢等有实力的国民党“开明派”政治人物，而不会对四处流窜的“台独”分子以实质性的帮助。廖文毅等人不得不离开香港逃往日本，追求新的“台独梦”。

二、“直把他乡作故乡”：“台独”在日本的流浪之旅

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日本成为“台独”活动的大本营。一是因为“台独分子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多为“上等台人”，受“皇民化教育”影响颇深，对日本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国民党的通缉追捕下，他们自然将日本作为潜逃的目的地。二是因日本长期殖民统治，台、日之间的社会交往频繁，50年代初期在日本生活的台湾人约有五万人，这为“台独”分子在日传播分裂思想、筹建发展组织、获取资金支持提供了极大便利。三是日本反华势力仍对台湾心存“眷恋”，许多政界大人物暗中支持“台独”，前首相芦田均和议员尾崎行雄曾主张“通过台湾人民投票决定台湾主权归属”，政客藤泽亲雄更对记者公开承认他与“台独”地下组织有联系。在他们的包庇、怂恿和支持下，“台独”赴日活动遂用猖獗。

（一）日本“台独”组织及其活动

20世纪50年代后，“台独”分子在日本成立了多个组织，他们之间的分化组合也成为常态。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三支力量：

一是廖文毅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廖抵日后，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暗中支持下，鼓吹“台独”更加肆无忌惮。1950年2月，廖联合吴振南等少数“台独”分子在东京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揭开了“台独”在日本活动组织化的帷幕。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抛出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给廖等在日活动的“台独”分子以极大鼓舞；1952年“台日和约”的签订，更为“台独”分子以留学、经商之名赴日活动、筹建组织提供了便利。1955年9月，廖文毅等人以“台湾独立时机即将成熟为由，纠集“台湾民主独立党”、“自由独立党”、“台湾公会”等“台独”团体，拼凑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廖被选为“议会主席”。翌年2月，廖等人又自导自演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廖任“总统”、吴振南任“副总统”，骨干成员还包括郭泰成、林台元、林耀南、黄介一等人。“临时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纪年，“国旗”为太阳旗附一轮新月，媚日姿态一览无遗。其主要活动有纪念“二·二八事件”、举办演讲、向联合国“请愿”、创办刊物（如廖文毅创办《台湾民报》宣传“台独”理论）等。廖、吴一伙的“台独”活动看似声势浩大，实则为引人注目而采取的自我膨胀之举，而“临时政府”开张不到半年便陷入内讧争权、四分五裂的乱局之中。1965年5月，廖文毅在国民党局的威逼利诱下，宣布放弃“台独”立场，决定返回台湾接受“招安”，伴随廖的“临时政府也名存实亡。

二是王育德的“台湾青年社”。王出身台南望族，曾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44年因战乱疏散返台，1949年经香港偷渡日本，一边继续完成学业一边从事“台独”活动，是“台独”中的“精日派”。在日期间，王育德曾加入廖文毅领导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后因对廖心存不满及“台独”主张不同而另立山头，于1960年2月成立“台湾青年社”，该社采用委员制，王育德为首任委员长，黄昭堂、许世楷、金美玲、罗福全、黄文雄等为重要成员。王育德等人还创办日文版刊物《台湾青年》，鼓吹所谓的“台湾人自由和幸福的精神”，企图通过以此“启蒙”学生，并且诉诸国际舆论。1963年“湾青年社”改名“台湾青年会”，黄昭堂接替王育德出任委员长，后陆续勾结吴振南所率的“台湾民主独立党”（因与廖不合而脱离“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张春兴的“台湾自由独立党、林星火的“台湾革命同志社”等势力，与廖文毅一派分庭抗礼。1965年一直暗中资助“台湾青年会”的辜宽敏由幕后走向台前，出任委员长并将该会改名为“台湾青年独立联盟”，曾在东京银座示威，要求联合国支持“台湾自决”，一度引起轰动。1970年，“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并入“台独联盟”，成为其在日本的分支机构；与此同时，该团体也因辜宽敏、邱永汉等人弃“独”返台而失去金援，只能由王育德、黄昭堂等人苦撑局面。

三是史明的“独立台湾会”。史明原名施朝晖，出身士绅知识家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青年时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赴大陆参加抗日，但终因对中国革命的偏见而萌生“台独”邪念。1952年史明偷渡日本，在日本反华势力支持下从事“台独”活动，因其理论著述颇丰，被“台独”分子捧为“台独理论大师”。1965年史明任“台湾公会”会长，1967年4月，史明纠集“台湾独立战线”的何文灿、“台湾民主独立党”的郭泰成、“台湾自由独立党”的廖明耀、“台湾共和党”的林台元等，成立“台湾独立联合会”并创刊《“独立台湾”》。但最终未得到“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及“台湾独立总同盟”的加入，不能体现“在日台湾独立运动大团结”的初衷，于两个月后宣告解散。1968年史明又勾结一些在日“台独”人士成立“独立台湾会”，提出“主战场在岛内”的口号派遣人员返台工作。1967年的“颜尹漠案”、1974年的“郑评案”、1983年的“卢修一案”等岛内暴力“台独”事件，均系“独立台湾会”所策划。

然而到60年代末期，在日本活动的“台独”势力已江河日下，逐渐失去了海外“台独”运动的“中坚”地位。一方面，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渗透策反成效显著，尤其是“台独领袖廖文毅返台接受“招安”，致使在日“台独”组织士气大挫。数年间许多“台独”骨干步其后尘，郑万福、吴振南、廖文耀、简文介、施清香等均解散组织、返台投诚，辜宽敏、廖春荣、邱永汉等也陆续跟进。另一方面，“居留权”问题成为在日“台独”分子面临的不确定因素，随时可能被遣返回台受牢狱之灾，使得有意向参加“独立”运动及政治意识较高之台湾青年，视赴日留学为畏途。在日“台独”组织难以补充新鲜血液，面临盛极而衰、艰难度日的命运。

（二）在日“台独”运动的特点

“台独”在日本活跃了将近二十年时间，展现出明显的时代性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是浓厚的“皇民化”色彩。以廖文毅为代表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以及以王育德、辜宽敏为代表的“台湾青年独立联盟”等在日活动的“台独”组织，对日本有种天然的依附情节，是旗帜鲜明的“皇民化台独派”。其成员多为日本殖民时期的“御用绅士”及“皇民世家”子弟，他们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念念不忘，甚至极尽美化之能事。王育德在《苦闷的台湾》一书中为日本殖民主义大唱赞歌，称“日本在整整五十一年的时间内孜孜经营，把台湾建设成几乎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殖民地。”媚日仇华的奴才心态一览无遗。在日本活动的“台独”分子还常常与日本反华势力沆瀣一气，辜宽敏“整天跟日本权贵来往，乞怜于个帝国之间，一派皇民贵族作风”，甚至有许多“台独”骨干是用真名或者化名的日本人，如经常在《台湾青年》发文的宋重阳是日本人宗像隆幸、郑飞龙是日本人池田民。但这些“皇民化”“台独”分子并未得到日本人的真心支持，而是为日本反华势力否认历史罪行、美化殖民侵略做了嫁衣。

二是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均、人事地位的倾轧、理念诉求的差异等，在日活动的“台独”分子之间充斥着勾心斗角和权力矛盾。廖文毅自导自演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开张不到半年，即发生严重内讧。郭泰成向《东京周刊》记者透露，“一切争执的中心是滥用他们的同情者所捐献的基金”；史明回忆称，廖文毅太爱花钱，以致于必须卖官求生，“想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议长，就要捐款一百万元，想当财政部长，就要捐五十万元等等”，许多人对他很不满，纷纷出走。廖对国民党当局态度暧昧，不排除“在蒋死后继承台湾”的渐进蚕食战略，被吴振南为首的激进“台独”分子视为软弱。吴也因此率“台湾民主独立党”一部脱离廖阵营。1960年王育德成立“台湾青年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廖文毅行事作风的不满，其发行的《台湾青年》批判廖的激烈程度远大于国民党。随后几年时间里，廖、王两股势力各自拉拢一批人马，为争“台独正宗”而针锋相对、互别苗头。此外，辜宽敏任“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委员长时，独断专权、用钱买票，黄昭堂、许世楷等骨干被架空，金美玲、周英明等置身事外，使组织内部四分五裂。由此可见，权力斗争几乎贯穿了在日“台独”组织的全过程，“台独”分子之间相互算计、矛盾频发，不过是一群因利而聚、利尽则散的乌合之众。

三是“台独”意识形态的建构。在日本活动的“台独”分子“客居他乡”，很大程度上靠日本反华势力的“奶水”补给艰难度日，他们多把创办刊物、宣传理念作为经营的重点，在 “台独”论述上投入了不少精力，建构了“台湾民族”的论述体系。廖文毅从“血统论”论证所谓的“台湾民族”，宣称台湾人“融合原住民、汉、日、拉丁、条顿诸民族的血统”，是“混合民族”。王育德鼓吹“台湾民族同化论”，认为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并不存在“民族”（Nation），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对台湾的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加以改造”，才使“台湾民族”大致成立；台湾人受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很多，因而在不知不觉间形成日本人的要素。”史明鼓吹“台湾民族超越论”，强调“经过了三百余年殖民地性质的社会发展与反殖民地斗争的结果，到了日据时代，台湾社会与台湾人大体上已经超越（克服、扬弃）了这些跟中国相同的血缘、文化关系”，并在“与中国不同范畴的社会基础上，发展为一个单独、唯一的台湾民族。”这些“台独”谬论具有很强的煽动力，成为岛内外“台独”活动的“精神支柱”，后经过不断修补，支撑了“台独”分裂主义几十年的发展。

【摘自《台湾周刊》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