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问题简述（二）

二、台湾当局谋求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历史演变

自1984年退出国际刑警组织后，台湾当局始终没有放弃重返该组织，并将此作为拓展台湾“国际参与空间”、博取国际同情与支持的重要手段。

（一）谋求参与功能性政府间国际组织

1992年台“外交部长”钱复提出，台湾应先行寻求参与功能性国际组织及联合国周边组织，再于适当时机重返联合国。李登辉执政时期，曾在“国民大会”第二届第三次临时会上致辞时表示，今后可根据国际组织“会籍普遍化”的原则，推动加入或重返更多国际组织。陈水扁上台后则表示，未来要尝试进人更多联合国专门机构及其附属功能性组织，称“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是努力方向”。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调整以往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策略，以“务实、有意义参与”为原则，动员台“邦交国”以提案或发言等方式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在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上，台当局动员“邦交国” 提出“审查中华民国2300万人民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活动的基本权利”提案。马英九执政8年期间，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对台湾参与国际活动做出了一些合情合理的安排，包括台湾当局连续多年以“中华台北”名义、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2009年台湾媒体曾一度传出，台湾有望遵循世界卫生大会模式，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年会，但随后被马英九当局否认。

2016年5月蔡英文执政以来，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推行所谓“踏实外交”政策，妄图通过既不同于马英九时期的“活路外交”，又区别于陈水扁时期“烽火外交”的“柔性台独外交”，参与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在内的重要政府间国际组织及区域性经济组织，这一图谋已屡屡碰壁。

（二）蔡英文当局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做法

2016年9月，蔡英文上台后首次推动参与国际刑警组织。蔡当局安排时任台“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刘柏良致函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提出以观察员身份参与11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第85届全体大会。这是台湾当局自1984年被排除出国际刑警组织后，首度正式致函表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该组织的意愿，国际刑警组织予以拒绝。2017年，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大会在北京召开，蔡英文当局未递交申请。

2018年11月，国际刑警组织第87届全体大会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迪拜召开。2018年9月，台“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蔡苍柏致函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施托克，声称当前全球化进程加快，跨国犯罪猖獗，为落实国际刑警组织的宗旨，推动国家间警察机构的广泛合作，台湾愿与全球执法人员共同打击犯罪，申请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国际刑警组织大会，盼望有意义参与该组织的会议、机制及活动，包括使用“I-24/7全球警察通讯系统”及参加相关训练活动。10月，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办公室在给台湾回函时，援引1984年第53届大会通过的决议，称“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于1984年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组织内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在国家中心局之外扩大全球警察通讯系统的适用范围，是相关会员国事务”。该函不仅否认了台湾当局申请参与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再度重申了国际刑警组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加以对待的立场。

（三）台湾当局谋求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主要考虑

虽然台湾当局打着加大防治犯罪力度等功能性需求的幌子申请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年会，但主要目的是借机彰显台湾的“主权独立”地位，营造台湾在国际社会遭受打压和不公平对待的形象，博取国际同情与支持。

目前台湾当局提出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理由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有效遏阻全球范围内跨境犯罪活动的需要。在台湾看来，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一大好处是可以使用I- 24/7全球警察通讯系统，进人“盗窃及遗失旅行证件（ SLTD ）资料库”，及时分享重要犯罪信息，有助台湾执行边境安全审核、打击跨国境犯罪。特别是2017年民进党中央党部遭窃贼闯人，嫌疑人是韩国籍国际惯犯赵准基，赵作案后欲逃往日本，但在日本机场人境时遭拒，后被原机遣回台湾。台湾当局认为，赵准基之所以被日本拒绝入境，主要原因是日本海关依据国际刑警组织通报，认出赵是受到列管的重大惯犯。然而，由于台湾非国际刑警组织会员，无法取得并更新各会员国经通报列为重要犯罪人士的相关资料，才使得赵可以顺利出入台湾，凸显了台湾因无法加人国际刑警组织而难以及时有效打击相关犯罪活动的现实困境。

二是查找台湾内部安全隐患防止维安、反恐等活动中出现漏洞的需要。随着恐怖主义活动愈发猖獗，目前台湾在应对恐怖主义等国际犯罪相关事务上主要依赖美国、日本等其他国家提供二手信息。据台“国安局”指出，2015 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发布影片，“中华民国国旗”出现在美国领导的60个反“伊斯兰国”联盟国家及地区的旗帜中，台湾当局认为“台湾遭到外国恐怖组织锁定的几率有所提高"。2017 年8月台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举办前夕，台湾当局试图联系国际刑警组织，以“确保来自全世界各国和地区超过一万名选手的安全”为由，提出希望利用I- -24/7全球警察通讯系统预先锁定可疑人士，分享及时资讯，防范可能的恐怖活动，保证所有与会者安全。台湾警察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汪毓玮表示，虽然台湾与其他国家有跨国情报交流，但若能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对于打击跨国犯罪将更有助益。

尽管台湾当局提出一系列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所谓“合理性需求”，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在不能成为国际刑警组织会员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与该组织中国中心局联系，作为中国管辖的地区分享相关讯息，但台湾当局“舍近求远”，宁可与美日等国进行所谓跨国情报交流，主要原因是不接受台湾是中国部分的事实，暴露其参与国际刑警组织主要是政治考虑而非功能性需求的本质。为了减少参与的阻力，台湾当局不断变换参与国际组织的理由和方式。蔡英文上台后将对外关系凌驾于两岸关系之上，企图通过参与国际组织增加台湾国际能见度，彰显台湾“主权国家”的地位。因此其在扩展台湾“国际空间”的做法上，已从过去强调“有意义参与”（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改为强调“有意义贡献”（meaningful contribution），突出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不仅对台湾有利，还让国际社会从台湾贡献的经验及资源中获益。2016 年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台湾应“善尽地球公民的责任，在外交与全球性的议题上做出贡献”，从而“让台湾走向世界”。2018年9月，台“外交部长”吴钊燮在《外交家》杂志（The Diplomat）撰文，以“台湾可以帮助联合国达成其目标”（Taiwan Can Help the UN Achieve Its Goals）为标题，鼓吹台湾的贡献获得全球好评，却被联合国无视，呼吁联合国“妥善应对外部压力”、“向台湾敞开大门”、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

（四）台湾社会对台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反应

目前台湾社会不分蓝绿都希望台湾能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年会及相关活动，提高台湾防范跨国犯罪的能力。尽管蔡英文当局试图将台湾无法参与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大陆，以此为自己卸责，但台湾多数民众认为蔡英文当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识”，两岸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才是台湾无法参与的根本原因。

一是蔡英文当局指责中国大陆“打压台湾国际空间”。2016年蔡英文当局提案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失败后，时任“总统府”发言人黄重谚称，“这是对全体台湾人民极不公平的待遇”，也是“国际治安体系的重大损失”。台“陆委会”亦批评大陆“用挠台湾参与国际活动”是“以政治因素为名，行伤害台湾人民福祉之实”。时任台“外交部长”李大维称，大陆打压是“很明显的因素”，“台湾将继续和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合作，持续推动参与”。

2018年蔡英文当局推动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再度遭拒后，进一步加大舆论炒作力度 ，将原因归咎于中国大陆。台“外交部”在收到国际刑警组织的回函时，声称国际刑警组织“不当援引”1984年的决议、“完全违背其连接全球警察、创造更安全世界的宗旨”，提出“强烈遗憾与不满”。台“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全球都在防止人口贩卖、毒品贩卖和国际恐怖组织犯罪，不应该缺少台湾。国际刑警组织拒绝台湾加入“一点道理都没有”，“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民众应看清中国对台湾的真面目”，“即便中国施小惠给台湾，吞并台湾的企图永远不会改变”。台“外交部长”吴钊燮则称，“相信美国国会将会帮台湾发言”。民进党“立委”罗致政称，大陆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影响力很大，“中国的做法只会再让西方国家感到压力”、“让美国的外交实力受到挑战”，导致“未来更多国家一起面对中国的崛起”。

二是台湾舆论呼吁蔡英文当局从改善两岸关系着手，寻找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机会。台湾《旺报》评论称按照国际组织惯例，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要有“九二共识”为基础。多数台湾学者表示，过去国民党当局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得以在“一中原则”下协商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事宜，但自民进党重新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关系共同政治基础，台湾自然也就被国际组织会议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