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教父”李登辉面面观（下）

五、“假统真独”的“两国论”炮制者

1988年2月，刚刚继任的李登辉在记者会上强调，“只有一个中国而没有两个中国政策”。1990年10月，在“总统府”下设“国家统一委员会”，目标是依据“民主、自由、均富”力促中国统一。次年通过的“国家统一纲领”更包含“台湾固为中国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一部分”等积极论述。如果仅从继任之初看，其言行的确遵循了蒋经国“一个中国”的两岸立场；但往后观之，其对国家统一的表态无非是巩固党内地位的权宜之计，甚至是“台独”论调的掩护而已。

上世纪90年代后，李的两岸立场逐步背离“一个中国”。先是鼓吹“一国两府”，即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突出海峡两岸各有一个必须相互承认、对等的、合法的“政府”，这与蒋氏父子时代坚持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截然不同。1991年“修宪”后，李公然提出“台湾已经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必须承认台湾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1992年8月，指示“国统会”重新解释“一个中国”涵义，声称“中国处于暂时之分裂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中华民国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此论调是对“一个中国”的进一步挑衅。

1993年11月，李授意赴美国西雅图召开亚太经合会议的江丙坤，发表“关于两个中国政策的声明”，公开提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为历史、地理或文化含义的‘一个中国’下，互不隶属的两个主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从主权或治权的角度，都无权干预有关中华民国的事务”，台当局主张“采取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的两个中国政策”以此为标志，李关于两岸关系定位的论述逐渐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开始由“一个中国”转向“两个中国”。

1994年3月，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强调“到目前为止所有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并称之是“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他甚至以《圣经》“出埃及记”中的摩西自诩，暗喻要带领“台湾人”像犹太人摆脱异民族统治那样“迈向新时代”，建立一个“‘公’的国家”，毫不掩饰推动“台独”的企图。同年4月接受《自由时报》专访称，“现阶段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我们应该尽量忘记一个中国、二个中国这种字眼”，表明李已将两岸关系定位为“一中一台”的两个国家。此后，他加快推进所谓“弹性外交”，赴美参加康奈尔大学校庆，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印象。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李登辉的两岸关系论述表现出更激进的“台独”倾向。1999年7月，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抛出臭名昭著的“两国论”，称“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个叛乱团体，或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中国’的内部关系”。至此，李已完全背离一个中国原则，暴露了以“修宪”之名行“台独”之实的本意和“假统真独”、“明统暗独”的本性，之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公然宣扬该论调，成为“两国论”的超级推销员。

六、民进党及“台独”势力的“喂奶人”

李登辉对民进党及“台独”势力可谓“情深义重”。继任后，他为稳固权力、清除异己，开始有意利用和扶植民进党及“党外”势力，甚至对“台独”分子极尽纵容包庇之能事。1988年8月，允许海外“台独”势力的“世界台湾同乡会”在台湾召开第15届年会，导致一批“台独”分子回流入岛。1990年7月，李召开商讨“宪改”的“国是会议”，邀请被长期通缉的“海外”彭明敏与会，使“台独”活动变相合法化。1991年10月，邀请民进党主席黄信介、秘书长张俊宏以及张俊雄、康宁祥等8人，商谈民进党将“台独”主张纳入党纲问题，最终使“台独党纲”顺利通过。1992年5月，李在民进党的配合下废除“刑法第100条”和“国安法”，为海外“台独”分子返台大开方便之门，最大的海外“台独”组织“台独联盟”迁回台湾，并集体加入了民进党。在其纵容下，“台独”分子投入选举，堂而皇之跨入政治舞台，从通缉犯跃变成了“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和县(市)长。

1993年2月，李在接见国民党“立院党团”时称，“在实行政党政治下，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大党，要有胸襟，给民进党一些奶水，让民进党能够长大。”流露出扶植民进党的强烈意图。事实上，李的固权、扩权及“宪政改革”与民进党的体制外抗争存在交集，双方在推翻郝柏村“内阁”、“修宪”、领导人直选等重要关头里应外合。1996年3月“大选”，民进党甚至提出“弃彭保李”的口号，宁可放弃自己的候选人彭明敏，也要保住李登辉。李当选后更对民进党“关照有加”，许信良就任民进党主席当晚即赴李“官邸”拜会，被戏称为“许信良夜奔敌营”。但双方关系却“是友非敌”，此后两人多次“夜会并就“修宪”、选举等议题密切沟通。当民进党面临财务危机时，李也毫不吝啬给予政党补助金，成为维系民进党的主要命脉。

在李“保护伞”下，民进党迅速成长壮大。上世纪90年代的三届“立委”选举，民进党所得席次和投票率约1/3；1993年县市长选举，民进党获6席，得票率41%；1997年县市长选举，民进党一举夺得12席，得票率达43%，首次超过国民党成为地方执政“第一大党”。面对2000年“大选”，即将卸任的李再送民进党“大礼包”，在党内排挤民意支持度高的宋楚瑜，强行推连战为候选人，最终逼宋退党并以无党籍身份参选，造成国民党大分裂。民进党借机赢得“大选”，从汲取“奶水”的在野党变为上台执政的“绿巨人”。卸任后，李从未对国民党在他手中失去政权有任何愧疚，反而亲口吐露“生前和平转移政权”的最大心愿终于成真。

七、脱下“皇帝新衣”的“台独教父”

2000年国民党“大选”失利，党内长期对李不满的人士要求其辞去党主席，甚至一度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李为防“逼宫”势头扩大于己不利，主动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这对他而言也意味着终于卸下了伪装的“包袱”。他曾向友人表示，“从此，我不再受国民党约束，或许我是个失败的国民党主席，但却能成为成功的中华民国总统”。但李自我定义的“成功也只有民进党及“台独”势力表示认同和尊崇。2001年8月，新的“台独”政党—“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党”）成立，李被视为该党的“精神领袖”，为“急独”煽风点火。他呼吁“国家正常化”、充当“一边一国论”的辩护人、反对两岸“三通”挑起族群对立和统“独”矛盾，成为一个毫不掩饰、彻头彻尾的“台独”领路人。

当然，李的志向远不止为“台联党”小打小闹，还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指点江山”。陈水扁执政前期羽翼未丰，内有派系卡位、外有蓝营掣肘，在人事安排、政策路线等方面不得不靠李“辅政”。当时的“外交部长”田弘茂、“陆委会主委”蔡英文和“国防部长”汤曜明等，都是李登辉的爱将；而在大政方针上，陈水扁也坚持李登辉的“戒急用忍”大陆政策。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81岁高龄的李卖力为扁辅选，大大拉抬了扁连任选情。李扁关系时“情同父子”，李号称是“台湾之父”，扁自称是“台湾之子”。但扁连任后却不满李控制欲太强，两人芥蒂日深、渐行渐远，2005年2月的“扁宋会”成为公开翻脸的导火索。会后扁嘲讽李在任内不敢“正名”、“制宪”，卸任后却一再鼓动他，甚至称“不要认为我像他儿子一样，就把我当成他儿子来管”，两人关系跌入冰点。

如果说李扁曾“情同父子”，那么李登辉与蔡英文则称得上“亲如父女”。蔡从英国留学返台后进入政坛，先后担任“经济部”法律顾问“国安会咨询委员”、“国统会”研究委员等，更参与起草“两国论”，可谓李的心腹。2010年蔡参选新北市长时，李出面扮演号召者角色，为蔡集结泛绿阵营力量。2012年蔡首次参加“大选”，李抱病在选前之夜的造势晚会上为蔡站台、卖力催票，蔡最后在台上与李拥抱震惊四座。2016年蔡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每逢重大节日、李大寿或举办活动，均会亲自拜会或祝贺，执政中遇到问题也常常向李请益。蔡任内加快推动“去中国化”，编织“反中”的“国安五法”和“反渗透法”，炮制“中华民国台湾”的“台独”新论调，无疑是继承了李的“台独”衣钵。

事实上，晚年的李登辉仍然集“台独”理想主义和权力现实主义于一身，这也使他常常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带领“急独”的“魁首”，一个是指点“朝政”的“太师”。他卸下伪装为自己“正名”，更留下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生前身后名”——“台独教父”

无论从个人视角、民族立场还是历史事实来看，李登辉的一生都在背叛，他做过日本臣民、共产党员、国民党主席，最终又以“台独教父”落笔；他本有机会促进两岸和平、推进国家统一，却在个人强烈企图心的驱动下制造两岸对立、助长“台独”分裂；他“追求做一个小岛的‘强人’，最终变成中华民族的罪人”。无论民进党及“台独”势力如何“粉饰尊崇”，也难洗刷其分裂国家的累累罪行。面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滚滚巨轮，“台独教父”李登辉和他的徒子徒孙们，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摘自《台湾周刊》2020年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