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教父”李登辉面面观（上）

2020年7月30日晚，台湾荣总医院宣布李登辉病亡，死因为吸入性肺炎和心脏衰竭，后续合并两侧肋膜积水及急性肾损伤，终年97岁。李病亡后，民进党及“台独”势力、西方反华势力等对其“歌功颂德”。与李反目成仇的国民党也不得不拿香跟拜肯定其“对民主化的贡献”，对其历史过失却不敢置评，仅一句“功过是非留待历史论断”了之。民进党急于对李“盖棺定论”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图，目的无非是要在岛内制造“台独”民粹氛围、累积“拒统谋独”筹码，而高规格治丧也是再次博取国际版面的“绝佳机会”。但是，被赋予“政治正确”的李登辉必然不是真实的李登辉，只有站在民族立场、回顾历史事实、辨别言行真伪，才能还原李登辉的本来面目。

一、日据时期的“皇民化”少年

李登辉生于1923年1月，出身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皇民化”家庭。其父李金龙曾是一名警察，在“警察万能”的日据时期，台湾人担任警察无疑使整个家庭蒙受“皇恩”。李自小在“皇民化”小学、中学就读，深受日本文化熏陶，1940年日本殖民统治者推行“皇民化运动”，李登辉更名为“岩里政男”，其兄李登钦也改名为“岩里武则”。1943年高等学校毕业后，李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林经济系。入学前他便对日本农学家、被称为“台湾糖业之父”的新渡户稻造崇拜不已，尤其是对新渡户所标榜的武士道精神深表认同，这也是其选择农林经济学科的主要原因。随着太平洋战争形势恶化，日本大学里的文科生大都从事军训后被遣外出征，194年李曾短暂地返回高雄接受训练，再到日本习志野陆军预备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结训后任日本陆军少尉并参加所谓的“国土保卫战”。而其兄李登钦则加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马尼拉战役中阵亡，牌位现仍放在日本靖国神社。

李登辉可谓日据时期的“精英少年”，其浓厚的亲日、媚日情节便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其当权后对于日本访客倍感亲切，经常称自己“22岁以前是日本人”，他还反对日本向中国道歉参拜靖国神社甚至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涉日言行屡掀争议。这也引起了外界对其身世的猜测甚至一度传言李为日本人后代。关于李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已无从考证，但日本殖民统治结束确实使其顿失优越感，且面临身份认同的艰难转变。他曾回忆道：“令我感到很气愤的是，再也不能使用日语，我习惯用日文写字、思考，这让我吃足苦头。忽被要求讲北京话也讲不出口。”这种从“优越感”到“顿挫感的心理落差，也使他养成了擅于伪装的投机性格。

二、擅于伪装的政治投机分子

1946年1月，李自日返台并进入台湾大学就读，期间经由共产党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成员吴克泰引荐加入共产党，这或许是因为他曾在大学时期广泛涉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缘故，但李并非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仅一年便匆匆退党。1947年李与陈炳基、李熏山、林如堉等人组成“新民主同志会”，并于年底随组织集体加入共产党，不久后又以“党员不自由”为理由再次退党。40年代末50年代初，国民党情治机关频频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与李往来密切的台大法学院支部党员叶城松及张壁坤、胡沧霖等被判重刑，唯有李被多次约谈却安然无恙。后来这段往事被一再挖掘，李也因此被认为是“十足的共产党变节分子，并且以出卖同志来做晋身之阶”。

但不容否认的是，李的职业生涯确实未受影响。台大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又在待遇相对优厚的“农复会”从事多年研究工作，1952年、1964年两度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爱荷华州立大学硕士和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期间还与海外“台独”分子王育霖、黄昭堂、黄文雄等交情匪浅。1968年博士毕业返回台湾，被聘为台湾大学教授和“农复会”技正。期间虽有经历波折，但也称得上顺风顺水。

1971年8月，时任“农复会主委”沈宗瀚将李登辉以农业专家身份介绍给蒋经国；同年10月，李加入国民党。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李以“政务委员”“入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阁员”。此后便在仕途上“韬光养晦”，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在蒋经国面前他必定毕恭毕敬，如同李焕所形容的“貌似忠厚”一样，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椅子只敢做三分之一，以松懈蒋经国对他的防备之心。在这样的苦心经营之下，李日渐得到蒋的信任。1978年6月，蒋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任命李为台北市长；1981年12月，再被调升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984年3月，与蒋经国搭档成为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即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李仍未放弃掩藏和伪装，他后来称“当副总统我很乖，很多事情装作不知道”些敏感的事从不主动去做。直到谋得“大位”之后，其心机之重、城府之深才显露无遗。

三、原形毕露的蒋经国接班人

1988年1月蒋经国突然去世，作为第一顺位接班人的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继任之初，李被外界普遍视为“弱势领导人”。一方面因为他是受蒋经国提拔重用的“本省籍”技术官僚，“没有枪，拳头又小，在国民党里头也没有派系”，只能接受蒋遗留下的政治衣钵和人事安排，暂时采取“蒋规李随”的做法；另一方面，国民党内的大陆籍精英依然实力强大：“行政院长”俞国华掌握行政权，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握有党权，“参谋总长”郝柏村把持军权，“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执掌“国安”事务，宋美龄在党政事务及人事运作中的影响力更是不容小觑，对李全面掌权形成强力制衡。但是，李很快就暴露出擅操权术的真面目，他以“台籍领导人”身份笼络“本土”力量支持，利用党内矛盾将潜在威胁者各个击破迅速稳固了权力。

1988年7月，国民党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李利用党内“亲蒋派”与“反蒋派”的矛盾夺得代理党主席之位。进而改组中常会整顿党务，使“本省籍”中常委增至16人，占总额31人的51.6%，首次超过“外省人”，打造了一支以“本省籍”亲信为主的政治班底。随后他通过分而治之、拉打结合的战术清除异己：先是以中央党部换届为名改组“内阁”，撤换俞国华的行政大权；借提名李焕为“行政院长”，收回其党务大权，中央党部秘书长遗缺由“挺李大将”宋楚瑜接任。1989年11月，利用“参谋总长”任期结束之机，将“军事强人”郝柏村明升暗降凋任“国防部长”，架空其军令大权。

1990年2月，国民党内部围绕新一届正、副领导人提名，爆发了影响深远的“二月政争”。在政争热潮中，“亲蒋派”被称为“非主流派”，李登辉的亲信势力被称为“主流派”。李故伎重演压制李焕、林洋港、蒋纬国等“非主流派”的反扑，赢得新一届领导人提名。当选后即改组任期不到一年的李焕“内阁”，并以强力手腕提名政治对手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将郝推上所谓“民主化”转型的风口浪尖。此后两人矛盾不断加深，尤其是在“修宪”议题和处理与民进党关系上针锋相对，“李郝体制”名存实亡。1993年初，李运用手中大权并结合民进党势力逼郝下台，将“非主流派”全面排挤出党政、军权力核心。从此之后，他在党内的权力地位更无可撼动。

四、精于算计的“宪政改革”操盘手

李登辉在固权、扩权的同时，将所谓的“宪政改革”推上台面，加快“修宪谋独”步伐。1991年开始第一次“修宪”，废止“动员堪乱时期临时条款”并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重订“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及“监察委员”选举名额，规定“国民大会代表”、“总统”、“立法委员”均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出。其结果是：其一，民意机构的“台湾化”。第二届“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中央民意机构”性质蜕变，以大陆籍人士为主、“代表全中国”的“国民大会”，变为以“本省籍”人士为主代表台湾地区的“区域性议会”。其二，冻结了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中关于“主权领土”的表述。“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但并未明示“疆域范围”，其适用地区事实上已缩至“台、澎、金、马”，不再包括大陆。其三，长期限定台湾与大陆处于“内战状态”的法律体系失效，李登辉开始尝试以“分裂国家”的概念来定位两岸关系。

1992年第二次“修宪”通过“第二次宪法增修条文”。明确规定“总统”、“副总统”由“全体台湾地区人民”选举产生，“总统”可提名“监察委员”、“考试院正副院长”及“委员”、“司法院正副院长”及“委员”；确立省、县自治原则，“省长”、“省议员”、县长、县议员由省民、县民选举。1994年进行的第三次“修宪”是二次“修宪”未决议题的延续，规定“总统”、“副总统”直接民选，“总统”依“宪法”任命人员无需经过“行政院长”副署。这两次“修宪”直接导致“总统”职权的膨胀，造成“总统”有权无责、“行政院长”有责无权的“宪政”败笔。此后，台湾地区的政治体制逐渐向“总统制”、“行政院长”为“总统”执行长的方向发展，隐含着为“台独建国”扫除法理障碍的用意。

1996年李成为首位台湾地区直选领导人，权力和威望达到顶峰。1997年12月召开“国家发展会议”，决定推动第四次“修宪”，主要内容有：“总统”任命“行政院长”无需“立法院”同意，冻结“台湾省政府”功能，第十届“台湾省议员”与第一届“台湾省长”任期届满后不再办理选举。结果导致“五权体制”向“三权分立制”加速转变，岛内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出现根本性的扭曲。而“冻省”更使“省”一级政府名存实亡，为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奠定了法理基础。1999—2000年，李针对“国民大会”职权变更问题进行了第5次、6次“修宪”，结果使“国民大会”延任破产且大部分职权划归“立法院”，其对大陆地区的象征意义亦不复存在。

李登辉主导的几次“修宪”，表面上使台湾完成了所谓的“民主化”转型，实则是要造成与“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借“修宪”挑动两岸关系、引“台独”实力介入政党纷争、培养台湾人的“台湾主体性”意识，暴露了其“为台独奠基”的真实用意。

【摘自《台湾周刊》2020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