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郊籍”

清光绪十八年（1892），江苏名士蒋师辙应台湾巡抚邵友濂之聘赴台“襄校台南、台北试务”，并纂修通志。所谓“襄校台南、台北试务”，通俗讲就是参与科举阅卷。蒋师辙“少负隽才”看八股文自然是小菜一碟。但在录取时，却碰到了一个让他一头雾水的新词“郊籍”。蒋在其日记中自述，“见有郊籍，不解所谓”。那么这个让考官都“不解所谓”的“郊籍”是什么哪？

清代科举考试自下而上逐级分为童试（或称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通过童试者为生员（俗称秀才），通过乡试为举人，通过会试为贡士，通过殿试为进士。蒋师辙所襄校的就是童试。为了相对公平，还实行分区定额与原籍应试，以照顾一些文化落后地区。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廷规定:“且台湾新经归附，文教初开，应将台湾一府三县生员等，亦照甘肃宁夏例，另编字号，额外取中举人一名，以鼓励士子”。这就等于在福建乡试中为台湾生员设立了保障名额，台湾一府三县生员肯定会中一名。该年5名台湾科举生员到福州参加乡试，台湾府凤山县人苏峨考中，这也是台湾府第一位举人。台湾童试亦然，对各府县、各籍录取多少人都有规定。除地域之外，对考生的籍也有要求。“凡民之着籍，其别有四：曰民籍；曰军籍，亦称卫籍；曰商籍；曰灶籍。”“皂隶、厮养、倡优、贱户之子不得试，有其人者，诸生逐之。”军籍是各地卫所曾经使用的户籍类别，灶籍是制盐户的户籍，商籍则是专为盐商及其子弟参加科举所设立的类别，大多数人则属于民籍，这也是常见的几种户籍类型。至于“皂隶、厮养、倡优、贱户”这些传统社会受歧视的行业的人士及其子弟则不能参加科举。除上述情况之外，台湾还有“粤籍”、“番额”及“郊籍”等特例。“番额”是为了照顾原来的土著居民。“粤籍”则涉及闽粤移民矛盾。福建移民人多势众，常常指责广东移民不是本地人，阻挠其参加科举，“有广东省多人，纷呼求考，称伊等住台年久，而闽人视为客民，不容入籍考试”。为了平息闽粤之争，清廷允准台地粤籍童生考试时另编字号，是为“粤籍”。最难懂的当然还是“郊籍”，不仅从字面难解其义，且只有台湾有，所以蒋师辙摸不着头脑不足为奇。

蒋师辙是在当年四月九日的日记中记下“郊籍”的：“又有郊籍，亦附府学，台湾府二名，台南府三名”。虽然不明所以，蒋也没太放在心上，童试结束后就去修通志去了。不料，三个月过去，蒋自己却找到了答案。蒋七月二十八日的日记载：“二十八日，黔。午，风止殊幸。阅何诗，注云，聚货分售谓之郊。往来福州、浙江者曰北郊，泉州曰泉郊，厦门曰厦郊，统称三郊。余前襄校台南试卷，见有郊籍，不解所谓，今始恍然。”何诗指何澄所著《台阳杂咏》，蒋所引诗句为：“双冬稻谷熟畦町，豆麦菁麻遍野垧。广辟山场茶利溥，高装村廊蔗浆馨。息求五倍堪浮白，价问三郊或卖青。况值圣恩蠲杂税，渔租厝饷一齐停。”在“三郊”之下注有“聚货而分售各店者曰郊：来往福州、江、浙者曰北郊，泉州者曰泉郊，厦门者曰厦郊，统称三郊”。至此，蒋师辙恍然大悟，所谓“郊”乃是商人组织，郊籍指的自然就是参加科举的郊户子弟。

所谓“郊”，即“商人公会”，乃清代闽南及台湾商人组织的称谓，亦作“郊行”、“行郊”。《台湾省通志》载：“所谓行郊，行即商行，郊之意义比较复杂，郊系由作同一地区贸易之商贾，或同一行业，设帮会、订规约，藉以维系互相情谊共同利益及谋该项商业之发展，并对某种公共事业尽力扶持，或俾仲裁商人间之纠纷，对于商情之困苦，则禀请官衙，使能沟通，并且办理有关酬神祭典等或施地方公益事。所以郊之组织，实为商会之雏形，总商会则为会馆。”笼统地讲，“郊”也可归为行会。中国行会虽与欧洲之行会不同，但也由来已久。元明以还，行会更成为集市贸易中的重要角色。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第三十八回载，李逵要买鱼给宋江做醒酒汤，但渔人不卖，道:“我们等不见鱼牙主人来，不敢开舱。你看那行贩都在岸上坐地。可见其时行会就已非常活跃。就清代而言，与“郊”类似的商人团体多名为会馆、公所、公会、帮，只有闽南及台湾称为“郊”，台湾尤盛。

至于台湾为何称为“郊”，有多种说法。清人曾认为“郊”之由来与地点有关。光绪十七年（1891）唐赞衮《台阳见闻录》卷下《风俗》之“郊”条云:“聚货而分售各店曰郊。往福州、浙江者，曰北郊，泉州者曰泉郊，厦门者曰厦郊，统称三郊。郊者，言在郊野，兼取交往意。”台湾开发之初，条件简陋，在港口附近之郊野进行交易应为实情。著名史学家方豪则提出“郊”或由“艚”演变而来，盖厦门也有往来内洋及南北通商的南艚、北艚，与台湾南郊、北郊相类似，且台湾民众多来自闽南，语音相同，“郊”有可能由艚演变而来。不过卓克华认为，厦门早就有洋郊、北郊、匹头郊、茶郊、纸郊、药郊、碗郊、福郊、笨郊、广郊，号称“十途郊”，且南艚、北艚并非指行会，“郊”应不是由艚演变而来。还有一种流行颇广的说法是认为“郊”的来源与闽南语有关。其认为“郊”由“交货”、“交关”或“九八行”转音演变而来。“交关”一词亦是闽南、台湾一带俚语，意为作生理买卖之往来。“九八行”乃指郊商要从代理的货物中抽百分之二的佣钱，所以名为“九八行”，有人据此认为“郊行”为“交关”或“九八行”之省音转变而来。其佐证是，正因为“郊”由“商贾口语”而来，当时官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所以在上呈清廷的官方文书中几乎见不到“郊”字。如道光五年（1825）福建巡抚奏折中提及：“台湾行商苏万利、金永顺、李胜兴等，买米二万石。鹿港厅行商金长顺买米三千一百七十四石。厦门行商金永顺等，买米二千五百八十二石。”方豪先生认为，这就是刻意改“郊”为“行”，但在台湾文献中，则“必改用郊字”。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台湾的《严禁奸棍藉冒差役酷索碑记》即称“郊户李胜兴金顺利、金宝顺、金绵发金和顺暨铺户人等”。

早在雍正年间，府城鹿耳门就已成立了以苏万利为首的北郊。此后，又相继成立了以金永顺为首的南郊和以李胜兴为首的糖郊，这也就是著名的“三郊”。三郊“各拥巨资，以操胜算。南至南洋，北及天津、牛庄、烟台、上海，舳舻相望，络绎于途。”其后随着两岸贸易的兴盛，又有一些台湾港口被允许与大陆对渡，越来越多的郊随之出现。如鹿港开港后，成为继鹿耳门之后又一两岸贸易要地，其先后成立有顶郊、布郊、糖郊、杉行郊、泉布郊、绸缎郊、丝线郊、厦鹿郊、泉郊、厦郊等诸多郊行。即使一些未被允许对渡的港口，即私口，也有郊商活动。此外，随着台湾的发展，港口之外的地区也出现了“郊”。概括而言，“郊”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前往大陆某一地区贸易者，如北郊、南郊、泉郊，这也是传统意义上的“郊”；一是由同业商人所组成的“郊”，如油郊、布郊、糖郊、茶郊等；一是专称某地所有郊商者，如堑郊即包括在竹堑地区活动的“郊”。“郊”内部设有炉主，执掌一切郊务。随着郊事务的增多，另设董事一职，由数人担任，处理日常事务。组织庞大的“郊”还设有签首、稿师、郊书及局丁。签首一般是协助炉主举办酬神祭典等宗教活动。稿师、郊书则类似于顾问兼秘书，不仅处理文书，还负责与官府打交道，所以多聘请有功名的人担任，如举人吴敬之就曾担任过堑郊郊书。局丁，俗称大斫，类似于杂役。

有清一代，台湾贸易兴盛，“郊”厥功甚伟。“郊”不仅是清代台湾对外贸易的中枢，而且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郊籍”的出现就与“郊”社会影响力的扩大有密切关系。“郊”本为商业团体，重在管理贸易，解决商业纠纷及其他经济事务。但清代地方政府实际上难以直接控制基层社会，再加上台湾是移民社会，士绅力量相对薄弱，“郊”财力雄厚、组织力强，自然而然地走上前台，在社会活动中也扮演起重要角色：“以公益事业论，有造桥、修路、浚河、筑城、开港，设义渡、建灯塔等；以教育事业论，有捐建考棚、协修学署、输赀助学、提倡文教等；以宗教事业论，各地大小寺庙，殆皆郊商修建，且多兼为寺庙之炉主董事；以慈善事业论，有义冢、育婴、赈灾、济贫，以行政保甲等事项言，如组团练、募义民、抽厘金、守城拒贼、平定匪乱、保卫乡梓等；以改善风气事项言，如排难解纷、匡正习俗、检举奸吏、惩洽地痞、保护冢墓、助穷避债等。”嘉庆十年（1805）、嘉庆十一年（1806）间，海寇蔡牵犯台，北郊苏万利、南郊金永顺及糖郊李胜兴，也就是“三郊”捐赀募勇杀寇，名声大着。事后，为奖励“三郊”，清廷特给予其科举保障名额。连横《台湾通史》载：“及蔡牵之役，台人士义勇奉公，郊商亦捐饷助军。事后，奏增泮额，并定郊籍三名，附于府学，以为郊商子弟考试之途。”这也就是蒋师辙所看到的郊籍的由来。台湾建省后，移台湾府县于台中，原有郊籍泮额也随之移转二名。这样，台南府还有一个秀才名额，所以台南俗云“三郊可出一名秀才”。

甲午战后，日本侵占台湾，郊商多返回大陆，“郊”迅即衰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历史悠久的台南三郊为例，“明治三十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八日为台湾归割之期，以前各郊商业各自停止，或收回清国，或贸易暂停，台南营商寥落无几，三益堂公所亦废……失所散乱，未免有流离之叹也。”“郊”已不存，郊籍自然也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摘自《台湾周刊》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