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医生的政坛强势传统

“医生世代”

在台湾政坛，以赖清德和柯文哲为首的医生大军势力日益壮大。过去民进党曾有“律师世代”，从赖清德以后，“医生世代”开始引领政坛风骚。

现任绿营县市长中，嘉义市长涂醒哲是医生出身，各届“立法院”都有不少“医生立委”，例如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曾是牙科医生，转入政坛之后，他常笑称自己是在“虎口拔牙”。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林静仪是妇产科医生，邱泰源是“中华民国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

比较而言，民进党内蓝营医生出身的知名政治人物要少一些，可能和过去日据时代限制台当地居民念法、政，本土菁英以医、农出身为主有关。曾任国民党团党鞭的廖国栋1991年担任台东县长滨乡卫生所的主任兼医师时，就获颁第一届中华民国医疗奉献奖。此外，国民党立委陈宜民也曾任高雄医学大学学术副校长。

其实，医生从政长久以来并非偶然现象。在台湾地区，自从上世纪初期，有着“台湾孙中山”之称的蒋渭水领导并参与了大量反日行动之后，医生一直是活跃于政坛的中坚力量。除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外，国民党党内女性大佬，自2000年开始连任3届党内中常委及4届台湾地区“立委”的黄昭顺是高雄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的父亲亦是当地著名医生，陈水扁的夫人吴淑珍出生于台南富裕医生家庭，女儿陈幸姝毕业于台湾阳明大学牙医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两次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的副手张昭雄、林瑞雄，也都是台大医学院及台大医院教授。

历史背景

为什么在台湾，医生这个职业如此热衷于参政议政？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背景。

1895年，甲午战争败北的清朝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地区给日本，拉开了整整五十年的台湾日据历史。在统治台湾的过程中，日本政府秉持着镇压--同化--愚民的政治策略。在早期，进行了大量血腥屠杀，包括著名的“雾社事件”，在中后期，采取同化＋愚民的策略，教育上，大量推广普及初等教育，尤其强调日本文化及日语的学习；发展职业技能教育专科学校，以培训出大量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的本土劳工。

而高等教育层面，日本对台湾本土百姓采取了严酷的打压策略。在初期，台湾甚至没有一所大学，医生培养仅仅依靠1899年成立的台湾总督府医学校。随着日本流入人口的增多，为了使这些人能够安心扎根台湾而不返回本土，1928年，日本在台北兴建了台北帝国大学，设立文政部与理学部，1936年将总督府医学校并入，成为医学部。

但是鉴于英国在印度的前车之鉴--兴办大量大学，最终开启民智，推翻英国统治，日本决心掐死一切使台湾觉醒的苗头，从小学开始就对日本人严重倾斜。如30年代初期进入初中的比率，日本人接近50%，而台湾人仅为4%。到了大学，更是严格限制台湾人报考文政部、理学部、工学部。由于台湾环境艰苦，日本本土医生不愿来此行医，因此医学部相对开放，与之类似的还有农学类。当时的外科医局长吴鸿麟是台湾人，他是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的父亲。

至此，医学、农学成为台湾本土精英仅有的选择，以日据末期的1944年为例，此时台北帝国大学在校生共357人，台湾本土仅85人，其中，有80人集中在了医学部。前文提及的蒋渭水也正是医学部的毕业生。而近代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则是在1943年选择了赴日就读农业经济，日本投降后转回台湾继续就读，直至毕业。

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北帝国大学改名“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部亦改名“台大医学院”，但台湾本土精英们的待遇并没有好转。在蒋氏父子统治时期，国民党的进入带来大量内地人口。由于军政教全部为国民党所把持，在大学尤其是政经法类招生中对于大陆子女严重倾斜，本土精英仍然只能选择医学系，大批近20年活跃在政坛上的台湾医生正是在此期间进入医学院就读。

随着1988年蒋经国逝世，李登辉就任，这些当年的本土精英们纷纷步入政坛，成为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因此，而台大医学院也堪称是台湾政坛的“医学版黄埔军校”。不仅仅在政坛活跃，在台大校内，医学院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1993年结束政府指派，开始选举之后，首任校长即是医学院院长、台大医院副院长陈维昭。在2013年的选举中，医学院院长杨泮池击败其余7名候选人，成功当选第三任校长。

医生纷纷步入政坛，反过来，台大医学院和台大医院的院长职位便成为了政坛高层瞩目的对象。戒严时期，台大医学院、台大医院院长乃至外科主任的任命都要受到党政军高层的严重干涉，而即使是后来，李登辉、陈水扁也先后试图干预过台大医院院长的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