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由苏归国内幕

1925年10年，一艘苏联货轮从上海缓缓驶出长江口，甲板上站着年仅15岁的蒋经国。他望着逐渐远去的上海江湾港口，与同学们慷慨激昂地唱起了《国际歌》。而这些将要经海参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的少年，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即将派往苏联的留学生。熟料，此行一去便是十余年，随着中苏两国关系变化及国际形势的波谲云诡，蒋经国直到1937年才得以获释归国，而这段留苏经历给蒋经国打上了抹不去的烙印，深刻影响他一生尤其是政治风格。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针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在夺取民国政权的同时，爱子蒋经国的漫漫归国路也成为其长期的心病。1930年10月底，宋霭龄偕子女到溪口与蒋宋夫妇聚会时建议蒋介石，不妨考虑承认《伯力条约》，即国民政府承认并恢复苏联在中东的铁路及在东北的特权，作为交换蒋经国的筹码，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蒋在日记中写道：“余为事业何能顾家，惟无以对先慈爱孙之心耳……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伯力条约》换蒋经国一事，未见苏联方面反应，显示其仅止于宋霭龄的提议而已。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在上海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移交到南京国民政府。苏联和共产国际主动委托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并同意以蒋经国作为交换，但再次遭到蒋介石拒绝。情急之下，宋庆龄提出可由她亲自率队，实施武装劫狱。对牛兰夫妇交换蒋经国一事，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过遣归相诱。余宁使经过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绝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乃气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话虽如此，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为人父的蒋介石仍想通过外交途径把蒋经国营救回国，毕竟蒋经国是他唯一的亲生儿子和可能的接班人。他在1933年11月2日即47岁的旧历生日的日记中写道：“先慈养我教我，而我之事业至今未有成就，何以告慰慈灵？经儿留学俄国，回家无日，不孝之罪，更何以堪？”在1934年2月13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8月15日的日记写道：“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也。”蒋介石思子之心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面对中苏关系还未缓和之情势，蒋经国对于苏联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还有待继续观察，故在1934年12月，苏联内政部乌拉尔分部要求蒋经国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派来一名代表，表达其不愿意回国的意愿，制造愿意留苏的假象，苏联此举令蒋介石大为不满，他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指责苏联说：“得经国不愿回国之消息，乃知俄寇之诈伪未己。”1935年1月，蒋经国又被王明要求写信给远在浙江奉化的母亲毛福梅，表达自己在苏联完全自由的现状，这封信后来以《给母亲的信》为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一时轰动国内外。无奈之下，蒋经国只好委托一位名叫陈玉甫的华侨将一封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亲笔信带回中国，结果这封信在距离中苏边境不远的赤塔被扣住了，并被送往莫斯科。此事在苏联大清洗期间发生，蒋经国的归国希望似乎是漫无天日，遥遥无期。

世事无常。1936年12月12日，分别执掌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断然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12月14日，共产国际赫然发觉，乌拉尔马许党委准备批准蒋经国为苏联共产党正式党员，共产国际紧急发出电报，主张不应就此事做出决定，并且训令蒋经国到莫斯科报道。12月16日，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抵达西安，告知他的“蒋老校长”，中国共产党准备接受他的领导，并且担保蒋经国可以由苏联回国。最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围剿，国共双方加紧了联合抗日的谈判，而苏联也认为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可以被视作可靠的对日盟友，表示愿意释放蒋经国。

但蒋氏父子都有在苏联的亲身亲历，也都深知斯大林和苏共的实用主义路线。在斯大林眼里，蒋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这个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重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所以蒋经国由苏归国的幕后，仍有人质交换的成分。而交换对象便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上海情报站负责人雅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布罗宁。

至1937年，蒋介石亟需苏联援助以维系抗日，而中日之间全面开战已是剑拔弩张，日本军事战略重心南下亦可缓解苏联在远东的压力，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于是国民政府代表张冲与斯大林最终达成秘密交换协议：蒋经国由苏返华，布罗宁由新疆返苏。3月25日，蒋经国离开莫斯科回国，结束了他长达12年的苏联生活。他说：“这12年的教训深烙我心，永远都不会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