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蒋时期国民党反“台独”活动综述（上）

蒋介石、蒋经国执政期间，对台湾岛内外的任何“台独”行为和言论均采取严厉压制和打击态度，对美日两国分裂中国图谋给予积极有效的回击，在文化上也反对所谓的“台独”文化。回顾两蒋时期国民党的反“台独”立场，对于两岸共同遏制“台独”、共谋统一大业有所裨益。

一、 对岛内外“台独”分子及其活动严惩不贷

“台独”分子是在西方反华势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分裂势力，以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作为基本目标。在两蒋时期，国民党当局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对“台独”分子及其行为严惩不贷，坚决给予打击和镇压。“台独”势力主要分为岛内“台独”和海外“台独”，两蒋时期打击“台独”也主要从岛内和海外两方面着手。

（一） 打击岛内“台独”势力及其活动

国民党对“台独”势力的打击首先体现在对岛内“台独”组织及其活动的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上。蒋介石入台前就颁布了“戒严令”和“惩治叛乱条例”，规定对付诸行动的“台独”预备犯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到蒋经国执政结束为止，国民党当局一直没有放松对岛内“台独”势力的打击。

1949年6月，作为“台湾再解放同盟”头目的黄纪南在台湾大搞“台独”活动，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1959年，出狱的黄纪南在廖文毅的指使下，在台湾组织了“台湾民主独立党地下工作委员会”，1962年被国民党查封。1952年，“台独”分子史明等秘密筹建的“台湾独立武装”被侦破，秘密逃亡日本的史明等组织头目被蒋介石派特工缉拿归案。除此之外，国民党还处理了一些“台独”案件：高雄的“台湾共产党案”、1960年的“关仔岭会议案”、廖启川的“台独案”、1962年的“台湾独立联盟案”、1964年的“台湾民主共和国革命运动案”、“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案”、1967年的“台湾大众幸福案”和1970年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案”等等。

“台独”案件中，骨干分子大都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例如1961年廖启川因密谋“台独起义”入狱，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云林县议员苏东启密谋夺取台军枪支“武装独立”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同其一起获刑的有50余人；1964年吴明丸等人在金门劫取台军枪械，准备建立“台湾民主共和国”，被判处死刑。1987年10月，许曹德在台湾政治犯联谊总会成立大会上提案将“台湾应该独立”列入章程，被判重刑。这一时期国民党在岛内破获影响最大的“台独”案件要数1964年的“彭明敏案”。蒋介石在批阅该案处理意见书时，有选择有重点地做出批示。意见书认为：“该案发生之原因系彭受日式教育，且留学时亦未习中国史地，缺乏中华民族国家思想，而易受人影响。”意见书建议：“对彭明敏案则可明其罪而减其刑，以示宽大。”蒋介石就此批复：“考虑后再定”，其意是“不予考虑”。最后彭明敏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二） 打击海外“台独”势力

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厉镇压，“台独”分子大量逃亡海外，加上一些国家的纵容，渐渐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海外“台独”势力。对于这些流亡海外的“台独”分子，国民党同样给予强硬分化和打击。海外“台独”分子主要以日本、美国为大本营，蒋氏父子在具体策略上以严厉打击和分化拉拢相结合。

国民党当局通过领导人表态、讲话等方式公开谴责海外“台独”活动，同时将个别“台独”组织宣布为叛乱组织，通缉少数“台独”头目，始终不放松对海外“台独”的批判和围攻。1963年处决陈智雄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陈是日本境内最早一批“台独”分子，是多个“台独”组织的“外交员”，负责对外联络。台湾当局1955年就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印尼交涉，告知陈智雄是分裂分子，要求将陈逮捕交给台湾处理，不过最后未如愿。1960年12月，台湾当局又与日本政府多轮交涉，用交换“日本贩毒犯”的方式换取陈智雄。陈智雄回台后，经蒋氏父子批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1962年将其起诉，并判处死刑，同案犯戴村德、肖坤旺被各处有期徒刑8年。

在打击的同时，国民党当局也采取了安抚招降手段。如对廖文毅招降回台就是一个影响重大的事例。廖文毅在日据时期受到殖民当局重用，国民党进台后，在1946年竞选“制宪国大代表”时以仅一票之差落选，从此对国民党政权心生不满走上“台独”路。蒋介石对廖的“台独”活动气恼至极，通缉廖文毅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到60年代中期，蒋的策略开始变化，在严厉谴责的同时，还发出暗示“在共同反共的前提下，可既往不咎，实行合作。”1964年“元旦文告”中又提出“不是敌人，都是同志。”为制服廖文毅，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先派特工打入“台独”组织内部接近廖文毅，趁机传递台湾当局的宽大处理信息。另一方面又将廖文毅的大嫂、侄儿等逮捕，并将其侄儿的求救录音传到日本进行威胁。国民党的恩威并施取得了成功，廖于1965年5月15日返回台湾，公开宣布解散“台独”组织，放弃“台独”活动。廖文毅此举造成“独立运动一时顿失重心，整个士气受极大打击”。不久，海外许多“台独”头目和骨干纷纷效尤，致使海外“台独”势力受到很大打击。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两蒋时期，国民党当局对岛内外的“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始终是深恶痛绝、绝不手软态度。采取这些严惩措施对这一时期岛内外的“台独”势力起到了很大震慑作用。国民党当局的反“台独”立场从中鲜明展现出来。

二、 对美日两国蓄意制造“台独”行为进行回击

除了岛内和流亡海外的“台独”势力之外，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也在蓄意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局势。美国与日本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成为推进“台独”的主要外部力量。对此，国民党当局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拒绝美日两国的“台独”主张，对美日蓄意制造的“台独”行为予以坚决回击。

（一） 对美日两国蓄意制造“台独”行为进行回击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台独”势力在美国的扶持下一度猖獗起来。美国在暗中扶持“台独”势力，谋求制造“两个中国”行为，引起了蒋介石的警惕。1958年8月至10月的金门炮战期间，蒋介石与美方在金门、马祖防卫问题上发生争吵。美国想压服蒋介石从金门和马祖撤退，实行“划峡而治”，实质就是制造“两个中国”，谋求台湾“独立”。蒋介石则认为放弃金、马就是放弃大陆，造成两岸分裂，因此坚决抵制美国的“划峡而治”方针。蒋介石9月29日召开记者会称“我们不容慕尼黑在远东之历史重演”，“就是战至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亦决不放弃金门群岛寸尺土地”。

然而，就在蒋介石讲完这番话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再次向蒋介石提出有关“金马撤兵”问题。蒋介石立即于10月1日接见美国记者 并明确表示：反对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军。并称杜勒斯的话“难以置信”，“我当局并无接受的义务”。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强烈反对，美国不得不放弃其“划峡而治”方案。毛泽东后来以赞赏的口气评论了蒋介石对美国的防备。

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有所改变，那就是把它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表面化”。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美国提出了种种方案，把“两个中国”当作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时髦。如所谓的“康隆报告”、“中台国方案”和“宗主国方案”等。“康隆报告”直接提出设置“台湾共和国”，台湾为联合国普通成员。“中台国方案”则提出台湾成立“独立”的“中台国”。“宗主国方案”也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台湾的“独立”，两个政权同时参加联合国。显然，这些方案无疑都是“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的翻版。对此，国民党当局强烈反对。蒋介石、陈诚等亲自出面，利用各种场合和方式，多次指责“两个中国”是“国际姑息主义者”的阴谋，台湾“绝对不接受”，绝对不会为任何方面的私见所动摇。台湾的“立法委员”和“国民代表”也纷纷发言，指出“两个中国”行径。国民党的这些举动对维护中华民族统一，反对美国的分裂图谋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谴责日本支持“台独”，拒绝其“独立”建议

两蒋时期，日方谋求“台湾独立”、制造“两个中国”的举动也遭到国民党的抵制。二战后，日方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方案是迅速完全地将台湾返还给日本统治，不过这已经不可能。为此，直到中日复交之前，日本右翼分子还始终贯彻所谓的“次善方策”，即“通过亲日的本省人建立独立的政府，经过一定时期后将台湾纳入日本的霸权统治之下”。在“次善方策”下，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海外“台独”活动的大本营和“台独”势力做大的温床。“台湾民主独立联盟”、“台湾民主独立党”等重要“台独”组织就是这一时期在日本成立并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