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蒋时期蒋氏父子的执政特色

两蒋时期台湾政治体制的突出特征是“强人”意志主导政局发展的走向，尽管学界常将退台后的蒋氏父子统治一概描述为“威权体制”，指“介于极权主义的全面垄断政治资源与多元民主的充分自由开放政治竞争两者之间的政治体制”，但实际上二者却有着具体的不同。确切地说，蒋介石实行的是“军事强人”政治下的“威权统治”，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到了蒋经国时期开始转向“发展型威权”的执政风格，政治日趋开放包容也开始呈现出蒋经国式“威权主义”的新特征。

一、蒋介石时期（1949-1975）“以党领军的威权统治”

虽然蒋介石于1949年下野，此时李宗仁为“中华民国”代理“总统”，直到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总统府”宣布复行视事，正式就任“总统”。但期间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指导台军政战，一直掌握实权。这一时期蒋介石在台的执政特色主要反映在：

（一）构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理基础

国民党统治集团退据台湾后，蒋介石第一步便是在岛内建立“正当性”基础，即“自身统治的法理基础”，向台湾民众证明其统治权力是基于“适当的理由”。对此，蒋介石制造了一套“反攻大陆”的论述体系，即“‘反共复国’是使命，因此应以‘反共复国’为目标全力投入‘反共’战争”，由此蒋介石领导的“国府”就“顺理成章”地领导全岛军民。其在全台实行“军事威权统治”也便有了“不可抗拒的理由”，即“为了台湾安全”，国民党当局必须实行多项非常时期的法令（如“戒严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也必须予以禁止与取缔。由此，1948年4月台湾当局颁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标志“动员戡乱体制”在全岛的正式建立，1949年5月20日起台湾正式实施“戒严”，台湾正式开启“战时动员状态”，进入“动员戡乱时期”，自此实施的“威权统治”持续了38年之久，开创了世界上戒严时期最长的历史。

（二）打造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个人威权统治”

1950年蒋介石复行视事后，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连任五届“总统”，在台湾快速建立起“以蒋介石为核心、大陆退台亲信官僚为主体，联合台湾部分地方政治势力代表人物参政”的庞大专制机器。蒋介石还改组“行政院”，以改造国民党的名义将反对派赶出决策权，消除党内派系，使得所谓“不违背党的主义”等同于“不违背蒋介石个人”的意志。“中央改造委员会”名单中16人几乎全是蒋介石的心腹。此前cc系、孔宋系、政学系以及其他派系也都被排挤了出去。军事上，蒋介石重新整编军队、建立军事指挥体制，其中孙立人控制的陆军遭到裁汰最多，军事最高权力完全收归“总统”。此外，他还为其子蒋经国的继任扫除候选人威胁，将蒋经国安排在“情治部门”这类实权机构，真正建立起“蒋家天下”的“威权统治”。综上，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在台湾正式建立起来。然而这一统治在外看来并不牢固，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国民党的这一套政治文化道德论述逻辑是不成立的，因为自国民党从大陆败退便已经失去了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权，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美签署《联合公报》正式建交后，蒋介石集团更是已然丧失了任何政治统治根基，不论从法理人心还是政治外交，国民党都已经无法代表中国，“反共复国”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

（三）不断扩充军队及政战权力

基于“反共复国”的目标，军队在台当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进入“戒严”时期后，台军的地位和权力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了加强官兵“反共复国”的精神战力，蒋介石遂在军队建立“政战”体系，开展“政治教育”。然而台军不断强调的“政治教育”表面上宣称国民党矢志追求“国家”现代化、重视民生福祉，更要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则是为“威权统治”找正当解释。很快，台军“政治作战”开始从服务于战争需要的军事领域扩张至社会的政治生活，通过各种非常手段排除异己，“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各类社会事件，例如“美丽岛事件”、“江南案”，几乎都有“警总”、军方的参与，尤其是“总政治作战部”干涉的痕迹，形成全岛压抑肃杀的政治氛围。在军、警、宪、特“戒严体制”的统治之下，国民党党、政、军“情治”单位与特务机构权力极度膨胀，130多万台湾民众被逮捕，平均每8人中就有一个被捕，造就了台湾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而这一系列排除异党、“清共剿匪”的举动也进一步巩固了国民党在全台的统治地位。

由此观之，这一时期蒋介石实行“以党领军”的政治体制，强调“效忠领袖”；实行“威权领导”的军事体制，强调“反共”与反“台独”教育；本质服务于“军事戒严”与高度集权相结合的专制独裁统治，全岛政局发展完全以蒋介石个人意志为主要依据。

二、蒋经国时期（1978-1988）转向“多元发展型威权”

蒋介石时期基本上延续了他在大陆时期的专制独裁，建构起政治、社会、文化各层面的全方位统治，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民党统治遭遇内外压力冲击，此时上台的蒋经国着手“政治革新”，国民党政治也开始走向“软威权化”。

一方面，蒋经国执政呈现“民主化”的个人特色。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预示了“蒋经国时代”的到来，此前尚未站稳脚跟的蒋经国亦步亦趋地跟随蒋介石以“特务威权统治”手段巩固政权、统一思想。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第六任“总统”，正式开始其“全面执政”时期。然而随着岛内局势的稳定，国民党当局目标逐渐从“军事反攻”转变为发展台湾经济达成“反攻”的使命，社会上美式民主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对此蒋经国开始着手党内思想统治的转型。结合蒋经国的个人成长经历与公开讲话不难发现，蒋经国在继承其父遗志的同时明显带有“民主化”的个人特色。蒋经国认为台湾应当“多元化”，因此着手开展“政治革新”，台湾政治开始走向竞争性政党政治。这与他早年留学苏联、受社会主义革命与实践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少年时期的蒋经国曾在苏联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直到回国后被蒋介石安排在家乡奉化溪口闭关研读“三民主义”、《曾文正公家书》以及经、史、子、集，此后蒋经国还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持续学习并践行“三民主义”教育。这种身处意识形态夹缝的经历造就了蒋经国复杂矛盾的人格特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日后主政的理念与决策。

另一方面，“威权统治”的本质并无动摇。蒋介石时期党政军重大人事任免由蒋介石一人决定，而到了蒋经国执政时期，1985年蒋经国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年度会议上提出“宪政改革”，明确表示下任“总统”依据“宪法”产生，结合他所推动的“政治本土化”，使得台湾未来政治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1987年蒋经国宣布全岛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台湾社会长达38年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局面被打破，台湾政治生态向“民主化”转变。尽管这时期岛内出现了解除“戒严”、民进党成立等系列重大变化，但“威权社会”的性质依旧没有改变。有人说废除“戒严令”、“政治本土化”反映出蒋经国开了台湾“民主先河”，但却忽略了这实质上是为了让蒋经国的接班合理化而不得而为之的做法。蒋介石逝世并非世袭制，蒋经国要继任，就必须开放选举，以严家淦作为过渡，停止“动员戡乱时期”的“戒严令”，开放人民民主选举权利。台湾本地人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为了获取他们的支持，就得让其进入精英阶层，以博取其好感。此外，蒋介石时期实行的“军事戒严体制”也已不再适用蒋经国时期的台湾实际，不仅与80年代台湾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渐行渐远，也和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标榜“民主正统”的舆论形象格格不入，而且70年代末大陆对台政策的转变也使台湾失去了再继续实施“戒严”的理由。由此观之，政治生态“民主化”并非蒋氏父子的初衷，本质上依旧是“威权统治”。而且蒋经国在进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也不时向“党外”人士展示个人强势。例如提升台湾籍人士参政比例以钳制党内保守势力，适时更换党政高层人士以削弱老派势力；例如在处理王升与他的刘少康办公室一事上表现果决，将王升等与自己理念不合者更换至没有政治实权的位置，进一步强化了个人统治权力，这都显现了蒋经国主政台湾时的“威权”本质。

与此同时，蒋氏父子坚持“反攻大陆”的理念与做法也为此后的“台独”问题埋下伏笔。尽管他们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两蒋时期尤其是蒋介石时期岛内实行的高度“戒严”政策与“威权统治”激化了“省籍矛盾”，台湾“本省人”“排外”倾向愈加明显，岛内分裂势力趁机煸风点火，之后民进党的成立和李登辉的上台更进一步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

综上所述，蒋介石时期基本上延续了他在大陆时期的专制独裁，建构起政治、社会、文化各层面的全方位“威权统治”，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民党统治遭遇内外压力冲击，蒋经国时期的国民党政治开始走向“软威权化”，蒋经国认为台湾应当“多元化”，着手开展“政治革新”。这一时期国民党在蒋氏家族两代的强权统治下虽然依旧独揽大权但颓态渐显，尤其到了蒋经国执政中后期，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政党势力则逐渐发展壮大，愈发显现出“台独”野心。

【摘自《台湾周刊》2020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