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台湾同胞的反侵略斗争

今年是鸦片战争爆发180周年。180年前，台湾虽然不是鸦片战争的主要战场，但英国侵略军曾多次侵袭台湾。台湾同胞奋勇抵抗，获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接连在基隆之战与大安港之役中重创英国侵略者，成功地保卫了祖国这片神圣的领土。台湾还是在鸦片战争中捕获英军俘虏最多的地方。

一、鸦片战争中台湾同胞反侵略斗争的主要措施

鸦片战争中台湾同胞的反侵略斗争是在闽浙总督邓廷桢、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前任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等人的领导下展开的，其中姚莹“作为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一批反侵略斗争爱国军事家”，贡献尤为突出。为了有效抵御侵略，守土保台，他们带领台湾同胞，制定了一系列周密的防御措施，最主要的有两点。

其一是扬长避短，不与敌“决战海上”，有效施行五项“严守口岸”的“守御之法”。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际，清军驻台总人数约为14000人，其中水师约为3000人。但水师装备落后，仅不到百艘木质战船，一旦发生战事难以出海遂命。姚莹、达洪阿经过调查得知，“夷人之长，全在大船、火器”，若挥师与之出海较量，无异于以卵投石，因此提出“夷人船高炮烈，不宜轻与决战海上，应以严守口岸”。姚莹还依据“台湾孤悬海外，南北道里绵长，口岸纷歧，防御诚非易事”的判断，制定了沿海各口岸主要防守与次要防守区别对待的方针。由于澎湖列岛是抗击英军自外海入侵台湾本岛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为台、厦中流锁钥，亦属最要之区”，因而成为防守的重中之重。1840年7月，英国军舰在澎湖外洋游弋时，姚莹即令“澎湖二协立即封港，不许小舟竹筏出口，以杜奸民接济”，同时又“督饬舟师合力轰击，旋皆窜去”。对于本岛各口岸，则在普遍防守的前提下实行重点防守。1840年10月，姚莹就台湾沿海各口岸在设防中的主次关系与防守状况向道光帝奏报：“统计现在勘办台湾府城（在今台南市）要口三处，曰安平大港、曰四草、曰国赛港。嘉义县要口一处，曰树岑湖。彰化县要口一处，曰番仔，即鹿港外口。淡水厅（今彰化县）要口二处，曰沪尾（在今新北市）即八里岔口、曰大鸡笼（今基隆市）。噶玛兰（今宜兰县）界外一处，曰苏澳。皆水势宽深。其余南北路次要小口九处，较为浅狭。鹿耳门昔称天险，自道光二年来，已成淤废，商船不能出入，故亦为次要。以上各口，共用防夷弁兵三千四百八十一名，屯丁二百名，乡勇二千一百六十名，水勇五百二十名，或配战船、商船，堵防海口；或在炮台、炮墩，日夕登陴。此皆常川在地之师。”上述17个本岛口岸中，安平、鸡笼、沪尾三处尤为重要。因此，达洪阿、姚莹领导台湾同胞在对各个口岸普遍“筑设炮墩，调兵募勇设防”的同时，“复于沪尾添设石炮台一座、鸡笼炮台改筑石炮，台左右添筑石墙，并将督臣颜伯焘发运新铸之八千斤大炮四门、六千斤大炮二门，分置安平及鸡笼、沪尾三口，以期巩固。”

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得当的，尤其是改筑加固后的基隆二沙湾炮台，在基隆之战重创英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战效能。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与敌“决战海上”，有效施行“严守口岸”的防御战略，抵御侵略，达洪阿、姚莹除了领导台湾同胞在沿海各口岸“修整炮台、探量水势，分途防守”外，还具体实施了“守御之法”，“其要端有五”:“一曰塞港”，姚莹指出：“近时塞港之法，各省皆有讲求，当各因地势而用。台郡近城，惟国赛港与三鲲身之新港最为宽深。新港现用大竹篓及木桶载石填塞。国赛港则以不堪用之哨船数只，并制大木笼千余个，载石堆贮水中，拦其大小船只。港内岸上，均设兵勇守之。至四草与安平大港对峙，安平为重兵所在，而以偏师扼守，四草港内复制大木排四座，上架大炮拦截港门，更制二丈长大木钻数百枝，上安大铁钻带钩，贯以藤条，横浮水上，以罣其船，此塞港与守港之法也”。“二曰御炮”，姚莹说道:“沿岸建设石壁，外以竹篓贮土堆作炮堆，或用大木篙夹筑土墙，长数十丈及百数丈不等。其下更挖濠沟，或埋钉桶、竹签，或布铁蒺藜”。“三曰破其鸟枪”，姚莹强调:“水中用竹筏，上张木架，悬挂牛皮、棉被，使水勇乘之以进。岸上则于藤牌之外，新添翻被架，五十名为一排，后藏小铜炮、抬炮、抬枪，可以破其鸟枪、火箭、火镖。又练翻被手，其法用五十人为队，手执水泾棉被，张其两角，兼执两刃，排列而前。长矛鸟枪随进，较藤牌更为得力”。“四曰守城”，姚莹说:“台湾郡城逼近海边，安平即系西城。三郊商贾云集之所，向有炮台三座，近更加筑坚厚。复围木栅七百余丈，守以义勇，城内八坊八十二境，谕令绅士、铺民每段树栅，自选壮丁，稽查严守”。“五曰稽奸民”，姚莹指出:“夷虽猖獗，皆由所在奸民勾引。广东、厦门、宁波，本洋商所聚，通市已久，无赖之徒，素食夷利。故为之用。台湾……民情不靖，则其患更深”，对于与夷“欲行勾结”者，应“痛加歼剿”。道光帝对姚莹领导台湾同胞所采取的这些应对措施给予了充分肯定：“所奏塞港、御炮、破鸟枪、守城邑及稽奸民五条，均属周妥，着即照议办理”。

其二是全面备战，“募壮勇以贴兵防”，广泛动员台湾同胞积极备战。面对强敌入侵、岛内兵力不足的困境，姚莹与达洪阿首先想到了动员台湾民众。其时，“台湾戍兵名虽一万四千，内除澎湖两营隔海，噶玛兰一营远在山后，其山前一厅、四县，地互一千余里，海口林立，民情不靖。现当处处戒严”；“若遇大帮夷船，实形单薄，欲请兵内地，则本省防夷吃紧，缺额戍兵尚难补足。其不能添调可知。欲请兵外省，则客兵地利生疏，未见十分得力。且远隔重洋，缓不济急”。与此同时，本岛民风强悍，加以积极引导，可以充分利用。“以台人习斗，胆气较优，且自卫乡邦，其情较切。若晓以大义，优其爵赏，尚可有为。”加之当时岛内“游民最多”，而“多雇乡勇，既得防夷之用，亦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可谓一举两得。姚莹广泛动员本岛民众积极做好反侵略准备，收到积极的效果。例如台湾郡城一地，“除由总兵达洪阿自练精兵六百名为防务主力外，在城外则增募乡勇一千四百名，授以器械，分段协守，城内各街分七十二境，令绅士募勇二千余人，立木栅隘门，分巡街道”。据统计，至1841年9月，台湾镇、道在岛内共招募乡勇3350名、水勇520名，布防在台湾各口岸。各地的具体数字为：台湾府城雇募乡勇1660名、水勇100名，嘉义县雇募乡勇440名、水勇120名，彰化县雇募乡勇550名、水勇100名，淡水厅雇募乡勇400名、水勇200名，凤山县（在今高雄市）雇募乡勇300名。这些乡勇、水勇或随战船、商船堵防内港，或在炮台、炮墩日夜守卫。同时，姚莹还敦促地方各庄总董头人招募团练壮丁一二百人至七八百人不等，加上各厅县自行练备乡勇来往巡查策应者二三百名不等，2厅4县共招团练壮勇13000余人。一旦有警，则以一半守庄，一半听候调遣，出防他处。1842年初，姚莹向道光帝上奏:“用本地乡勇，自卫乡邦，现已练勇四万七千有余，设有大邦逆船，调取陆营官兵及团练义勇出击”。道光帝阅后批曰:“所见甚是，所办甚好”。这数万壮勇或登阵防守，或巡逻稽察，或待命策应，成为台湾抗击英国侵略者的一支生力军，台湾全岛也成为反侵略的坚强阵地。鸦片战争期间姚莹与达洪阿等驻台官员充分动员与组织岛内民众抗击侵略，颇有成效。这与同时期林则徐在广东提出“民心可用”思想及动员广东人民抗英斗争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二、鸦片战争中台湾同胞反侵略斗争的主要战绩

早在1824年英国船只就曾在台湾附近游弋，擅自进行测绘与考察工作。这是英国侵略者对台湾最早的觊觎。鸦片战争以前，同广东、福建一样，台湾也是鸦片走私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英国商船时常出没于基隆、淡水等港口，从事私售鸦片和收购樟脑等非法活动。1840年战争爆发之后，英军见广州一带防守严密，难以突破，遂北上窥伺。7月初，英国侵略军进犯厦门，被击退后又北驶浙江，攻占防御薄弱的定海。面对沿海频传的警讯，闽浙总督邓廷桢清醒意识到台湾的战略地位。是年7月18日，他上《英船驶赴定海现在防御情形折》，向道光帝说明台湾的战略地位，曰：“闽洋紧要之区，以厦门、台湾为最，而台湾尤为该夷歆羡之地，不可不大为之防。”他饬令台湾镇、道及澎湖协营等准备防务，严守口岸。道光帝于8月5日接到此折后即谕军机大臣，强调，“至闽洋紧要之区，以厦门、台湾为最”，并明令：“台湾府准备事宜，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禄最为熟悉，或有应行商酌之处，著即飞檄该镇道，与王得禄同心协力，以资保卫。”道光帝同时谕令前因“英夷兵船驶入浙洋滋事”而赴浙的邓廷桢迅速回闽，布置包括台湾防务在内的闽省防务。9日，道光帝又令邓廷桢“折回闽省”后，“务当督率将弁，于闽省近海口岸，认真防堵，以期有备无患。”道光帝在谕旨中还特别强调：“至台湾孤悬海外，防堵事宜，尤应准备。著该督飞饬该镇道等，遵奉前旨，与前任提督王得禄，同心协力，加意严防，毋稍疏懈。”王得禄奉旨赴台后于翌年1月18日上奏“遵旨会同台湾镇道商办防堵事宜”折，道光帝批曰:“勉力防守，设有英入侵犯，相机痛剿，以彰国威。”可见，台湾同胞的抗英斗争除由邓廷桢、达洪阿、姚莹、王得禄的直接组织与指挥外，也得力于道光帝的谕令与敦促。

鸦片战争期间台湾同胞的抗英斗争，先后取得了基隆之战与大安港之役两次主要战斗的重大胜利。

基隆之战。1841年9月30日，英军双桅杆运输舰“纳尔不达”号载270余名英军驶抵台湾基隆，“该夷船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一间”，达洪阿、姚莹指挥守军奋起反击，“击沉夷船一只，杉（舢）板二只，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斩馘白红黑夷三十二人，夺获夷炮图册”。11月23日，道光帝赞基隆大捷“甚属可嘉”，并作出如下奖励：“提督衔湾镇总兵达洪阿著赏换双眼花翎，台湾道姚莹著赏戴花翎，达洪阿、姚莹及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均着交部从优议叙。其在事出力各员弁兵勇义首人等著据实保奏，候朕施恩。伤亡兵勇，查明照例赐恤。”

大安港之役。英军总指挥享利·璞鼎查在浙江知晓英舰在基隆被中国守军击破，英军百余士兵被俘的消息后，即于1842年初派颠林率兵船多艘前来台湾实地探听情况，“相机行事”。3月5日，颠林所率舰队抵达台湾。姚莹、达洪阿指挥岛内军民严格执行避免与敌“决战海上”的防御战略，而“以计诱其搁浅，设计歼擒”，严行戒备。11日，英舰“阿纳”号在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外洋欲行人入口，被守军所雇募的渔船诱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守军伏兵趁势放炮，义首兵勇奋力围击，“杀毙白人一人，红黑人数十人，生擒白人十八人、红人一人、黑人三十人、广东汉奸五名，夺获洋炮十门，又获铁炮、鸟枪、腰刀、图书各件”。战斗中还夺回英军自定海营中所掠去的铁炮、鸟枪及腰刀等物，又获胜利。道光帝得报后即谕内阁，称“览奏欣悦，大快人心！英人上年窥伺台湾，业被惩创，复敢前来滋扰。达洪阿、姚莹以计诱令英船浅搁，破舟斩馘，大扬国威，实属智勇兼施，不负重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绩。达洪阿著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加阿克达春巴图鲁，姚莹著赏二品顶带，达洪阿、姚莹均仍交部从优议叙。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及义首、义勇人等，均著开单保奏，候朕施恩。”为鼓舞人心，达洪阿等奏请“所有台湾出力义民，除劳绩显著者，随时专折具奏请奖外，所有义民，遇事出力，可否准令臣等便宜赏给六、七、八品军功顶戴，俾得立时奋勇，无误事机，事后再行汇案具奏咨部，则台地更有裨益”。道光帝旋即谕示“亦著如所请行。”基隆之战与大安港之役是鸦片战争中台湾同胞抗击侵略者主要战绩，英军被击毙近百人，俘虏近二百人。

三、鸦片战争之后台湾同胞继续长期坚持反侵略斗争

鸦片战争中，面对英国侵略者的进攻，中国沿海各地军民都曾英勇抵抗，但多数损兵折将，城破地失，唯台湾战场却连连告捷。其原因除台湾不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攻台英军非其主力之外，更与台湾同胞团结一致，英勇杀敌，以及姚莹、达洪阿、王得禄等驻台官员的精心组织、严密防范、指挥得当密切相关。虽然台湾同胞的抗英斗争最终没有也不可能扭转鸦片战争的总体结局，清政府被迫接受屈辱的《南京条约》，但台湾同胞的抗英斗争成功地保卫了祖国这片神圣的领土，他们抗击侵略者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与弘扬。

《南京条约》不仅没有满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贪欲，反而进一步激起他们觊觎中国的野心。鸦片战争以后，作为东南沿海门户的台湾，自然成为他们窥伺的重要目标，但台湾同胞同仇敌忾，不怕牺牲，保家卫国，坚决反抗外来侵略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1848年，台湾同胞共同发起《全台绅民公约》，义正辞严地宣布：“……台湾非该夷应到之地，我百姓知朝廷宽大，许其和约；每有夷人前来，不与抗拒，非畏夷人也。彼既俯首恭顺，我百姓岂敢生事，上烦皇上圣心，如该夷藐视我们，挑衅酿祸，地方官长以和约在先，不便过与争较；我百姓固未尝与之立约也！且所谓和者，但见之不杀耳，非听彼之使命也！彼先侮我，我岂能让彼！我百姓堂堂天朝子民，此地既未准设立码头，岂容任其杂处？如果百姓为夷人所用，是逆犯也，是犬羊之奴也，饿死也不肯为！我百姓不为所用，不但无罪，而且有功。粵人不许其进城，共受皇恩，可为明证。大众同心仗义，人人武艺高强，何必畏却走避？我百姓自为义民报国，即在地文武官弁亦不得而牵制之！这充分表现出台湾同胞抵抗外侮的信心与决心。

1850年，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文翰先后照会两广总督徐广缙和闽浙总督刘韵珂，提出购买台湾鸡笼山煤矿的要求，遭到严词拒绝。1867年3月，美国商船“罗妹号”从汕头开往牛庄，航经台湾风山县七星岩时触礁沉没船长和船员乘小舢板在台湾琅峤湾登陆，侵入台湾原住民科亚人聚居区，并烧杀掳掠，台湾少数民族科亚人奋起抵抗，杀死全部入侵者。1867年5月28日，美国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贝尔率巡洋舰“哈德福号”与“威奥明号”及陆战队181人从上海赶往台湾，驶抵琅峤湾后，陆战队倚仗船坚炮利，强行登陆上岸，结果又遭到科亚人的抗击，狼狈退回。1874年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台事件，直至甲午战争后日本逼迫清政府于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同胞进行了5个多月的反抗日本割占台湾的军事斗争。“台湾同胞不畏强暴、浴血奋战，与日军接仗大小百余次，抗击日军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3万余人，写下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极其壮烈的一页。”在日本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具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台湾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这些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奴役、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民族精神”。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台湾同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和反抗“皇民化运动”的斗争，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也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他们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广大台湾同胞的顽强不屈的斗争，也为战后中国政府顺利光复和接收台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80年，两岸同胞都没有忘记这段历史，以不同的形式缅怀这段历史，激发自己的民族自尊。海峡两岸都保留了许多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遗存。今天位于基隆市中正路大沙湾民族英雄墓对面山上的二沙湾炮台保存完整，不管是雄伟的城门或是内部炮台区，除了离城门最近的营区只剩下些许遗迹外，当时所留下的水井以及古墓都已经过整理，“修旧如旧”。当年，基隆之战中台湾同胞曾凭此炮台重创英军。它与在祖国大陆的鸦片战争历史遗存如广州虎门炮台等交相辉映，共同诉说着这段悲壮的历史。台湾与祖国大陆，山水相连，血脉相通，祸福相依，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为了保卫台湾和发展台湾，不知共同付出了多少血汗。历史必将证明，“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最终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文摘自《台湾周刊》2020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