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蒋”时期台湾民众身份认同的偏离

作者 钟厚涛

长期以来，在“台独”势力操弄下，“台湾主体意识”及其所导致的“台湾主权意识”也即“台独意识”膨胀，并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为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逐步消解“台湾主体意识”的消极性，需要对其产生的内在机理和历史语境进行深度解析，以为逐步导正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打下基础。

一、“国语”新生与两岸语言分野

清朝统一台湾后，就开始在台湾设立“正音书院”，在台湾推广“官话”也就是当时的“通用语”，这也为后来国民党迁台后在台湾推行“国语”提供了一定的基础。1945年台湾光复后，为清除日本殖民时期语言文化政策流毒，中国政府在岛内迅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语”推广运动，并将之作为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全台推行。1945年官方拟订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首要一条即是“国语普及计划”。当年11月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指派魏建功、何容等专家抵台开展“国语”推行工作。此后，“国语”作为标准语在台湾落地生根、枝繁叶茂，也在一个与大陆相对隔绝的环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发展契机，与大陆系出同源的普通话在各自的发展空间里齐头并进，共同薪传着中华文化传统。但由于历史原因，两岸原本共同使用的标准语在很多层面都产生了差异，从而出现了“一语两话”的独特景观，台湾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甚至将“国语”列为“台湾本土语言”分项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

毋庸讳言，岛内语汇因两岸隔绝持久产生一些差异。如大陆《新华字典》（1990年版）和台湾《“国语”辞典》（1981年版）中3500个常用字的注音比较发现，两岸注音完全相同的有2711个，注音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则有789个。在语法层面，台湾“国语”中“有”字后面可以连接动词，如“我有吃饭了”，而在大陆普通话中，“有”字后面一般不接动词。在词汇层面，台湾“国语”中的很多词也颇具特色，如“老神在在”（气定神闲）、“赞”（本字写为“？”，形容事物美好）、“鸭霸”（不讲理），“秀逗”（短路，指头脑有问题）等，都比较形象生动。但也必须强调的是，台湾“国语”中的一些词汇，如“保长”、“甲长”、“里长”、“邮差”、“车夫”、“警察局”等，虽然在时下的普通话中出现频率较低，但在1949年以前的大陆话语体系中都是日常用语。换言之，这些词汇其实是1949年国民党当局退踞台湾时从大陆带过去的。从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角度来看，两岸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层面的差异，本为汉语包容性和多元性的体现。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两岸语言的差异，也为台湾分裂势力标榜自己迴异于大陆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借口。

二、“中华文化之根在台湾”论调增大两岸语汇差异

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延续和传承。1966年11月，王云五等1500余名台湾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给台湾“行政院”写信，建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要求规定每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1967年7月28日，台湾当局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现名为“中华文化总会”）成立大会，蒋介石任“会长”。

在整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台湾当局制定的目标是，“对传统文化作一番整理，去芜存菁。同时选择西洋文化的精华，吸取采用，合中西文化融于一炉，而造成一种更新的能造福人类的中和文化”。在蒋介石推动下，台湾当局当时多措并举，加大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一是创建普及中华传统文化的专门机构和委员会，如“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大量中华典籍，如《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使文字简明易懂，让普通民众能读得懂。二是出版一百位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介绍其生平思想及其著作的影响，使台湾民众对中华学术思想之演变，产生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三是编印一百位中国历代忠孝人物故事及忠孝文选，以发扬民族文化人文精神的宏伟风范。四是重新英译“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并向海外发行，以加强国际学者对中国文化之了解。这些举措对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和扎根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党当局当时的策略是“以中华文化正统继承者自居”，争夺中华文化合法性话语权，否认中华文化根在大陆，认为只有台湾才是“保留中华文化精髓的宝地”。马英九主政后，在台湾综合实力与大陆越拉越大的背景情势下，为了化解日益滋长的焦虑感和危机感，避免“自我沉沦”，曾大力推行“台湾特色中华文化”，在文化上自视“优越”，认为“唯有台湾，最有条件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台湾经验可作为大陆未来发展的借镜”。马英九所推崇的“台湾特色中华文化”，一方面要与“独派”的“台湾文化”相切割，因为“台湾特色中华文化”毕竟也承继了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基因，另一方面它又要与祖国大陆相断裂，凸显“台湾特色中华文化”是“在台湾的土地上由台湾人民创生出来的一种新的文花样式，虽然与大陆文化有同但更有异”。

一种意识的产生多半是通过语言和文字来进行启发和传播的、“台湾主体意识”的产生也不例外。相较于祖国大陆推行的简体字、台湾坚守着“正体字”（繁体字）书写传统。所谓“正体字”本身其实就蕴含着强烈的价值判断，认为台湾坚守的才是“正（确）”的，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正统”，是当代中华文化的“中心”，而祖国大陆的简体字自然就是“不正”的，在当代中华文化版图中只能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这种论调的一再谊染，也会在潜意识中进一步固化岛内民众在面对大陆时的“文化优越感、傲慢感和疏离感”，甚至会产生“他者”意识。

三、反国民党政治斗争滋生“反中”意识

1949年国民党当局退守台湾之后、大肆推行“反共”教育，这本身就为“反中国化”和“反华”意识的滋生提供了一定的土壤。此后，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潮在岛内的兴起和传播，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法性遭到全面质疑，国民觉所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也同步道到了抵制。回溯来看，岛内早期对于中华文化的对抗，其目的并不在于文化本身，而在于反对国民党。当时岛内就有声音认为“中国文化是国民党的统治工具”，因而“台湾文化”必须与“中国文化”划清界限。后来蔡英文也曾表示，国民党提倡“中华文化”，“当大家对国民党的政权、威权产生反感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对‘中华文化’这四个字也会有反感”。无论怎样，这种对中华文化的抵制，必然会导致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逐渐淡化冷漠。

“两蒋”执政后期台湾开始出现“文化本土化”运动，包括70年代“乡土文学论”，80年代“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论战，也都加剧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断裂和对立的错误意识。后来“独派”知识分子又与李登辉、陈水扁当局极力推行的“去中国化”相互唱和，企图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即“通过建构与中华文化相异的台湾文化”来培养“台独顺民”。这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导致“台湾民众复杂暧昧的文化身份，以及在文化认同的矛盾状态”。

由未来两岸应该在深度剖析台湾民众文化认同危机历史成因的基础上，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深入分析，并按照存量转化、增量改革的策略，妥善管理两岸冲突，构建两岸成长型互信机制，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提升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摘自《台湾周刊》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