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的台湾

台湾位于中国东南的大陆架上，而积约36万平方公里。其东临太平弹，西隔台湾海峡与大陆相望，距福建海岸平均距离约200公里；北濒东海，南界巴士海峡与非律宾群岛相对。因地缘关系的渐融，台湾的人种和文化均源自祖国大陆，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疆域版图的自然延伸。

一

在第四纪更新世（距今300万年前）的几次冰河时期，海平面的周期性升降使台湾岛与大陆福建多次相连又分离，华南动物群及大陆古人类得以通过横亘于台湾海峡的“东山陆桥”迁往台湾。从考古学来看，旧石器时代的福建漳州莲花山文化与台湾长滨文化乾元洞期、漳州文化与长滨文化潮音洞期关系密切；新石器时代大陆文化三波越海入台，包括大坌坑文化与壳丘头文化时期、凤鼻头文化与东张中层文化时期以及战国秦汉时期。两岸史前文化交流以大陆向台湾单向传播为主，先到台南后逐步向北推移，并受制于自然气候条件的变化，呈波浪式发展的特征。”日本学者鹿野忠雄在《台湾考古学民族学概观》一书中即指出，“台湾先史文化的基层是中国大陆的文化，此种文化曾分数次波及台湾”。

根据祖国大陆和台湾考古学者的考证，台湾“原住民”一部分是由祖国大陆东南沿海直接渡过海峡，进入台湾的，他们成为泰雅、赛夏、布农等人的祖先：另一部分与东南亚南岛语族的古文化特质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鲁凯、雅美、阿美、卑南等，其祖先是从菲律宾群岛及印度尼西亚各岛屿及中南半岛迁来的，因此与南岛语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以“闽台说”为基础的祖国大陆起源论认为，南岛语族主要起源于祖国大陆，台湾“原住民”无疑主要来源于祖国大陆，从人种上无论如何都无法切割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美系，这种观点已经成为研究台湾“原住民”来源的主流，但是，关于台海何时进人华夏文明的视域则颇有争议。中国吉代典籍《简书》《列子》《山海经》《史记》《汉书》提到的“岛夷”“方壶”“俗舆”“员断”“东堤”等东海岛屿，难免让人附会这些地名是台湾却又无从考证。盖因古人受限手海洋知识和航海技术的不足，太平洋西侧与大陆之间的岛储分布多是其认知的盲区，推以准确描述这些岛屿的地理位置。

被普遍认可的是，西普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明确记录了公元230年东吴孙权“遣将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和亶州......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时期东吴丹阳太守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异物志》有专门关于夷州的记载，书中描述的夷州地理位置、气候、地形等均与台湾无异，居民衣食、馘首、悬棺等生活方式更与台湾“原住民”社会相符，学者多认为沈莹对夷州的描述正是得自于卫温，诸葛直的浮海征台行动。隋朝时期，隋炀帝曾多次派朱宽，陈棱，张镇周等出海招抚和征讨“流求国”，最终“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学术界对“流求国”是台湾还是琉球群岛看法分歧，但从当时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两次到达“流求国”的航线来推断，多数学者持“流求”为台湾说。

二

公元8世纪之后，中国航海技术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从浙江沿海出发穿越东海到达目本九州岛以南、琉球群岛以北的奄美大岛航线，唐代四大港一一扬州、宁波、泉州、广州的兴起更为台湾进入中央王朝的视域创造了条件。五代十国时期，从福建泉州出发的船只已经能够向东航行至澎湖，再向东航行至台湾，并再从台湾南部沿着海岸线航行，抵达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半岛后，穿越巴士海峡抵达菲律宾的名多洛岛（Mindoro）。及至公元12-13世纪的南宋，海上贸易趋于频繁，甚至可补南宋政府向北方金国“岁贡”的财政之所需，航线所及岛屿的位置更加清晰，岛屿开发与管辖也成为保证航行安全的必要。据南宋周必大《敷文阁学士宜奉大夫赠特进汪公大猷神道碑》记载，“（1117年）四月起知泉州，海中大洲易平湖（澎湖），邦人就植粟麦麻”；1225年泉州市舶提举赵汝适所著《诸蕃志》称，“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可见南宋福建人已在澎湖列岛大片种田，澎湖已入南宋版图。

据明朝纂修的《元史》记载，“琉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澎湖诸岛，与琉求相对，亦素不通。”琉求正是台湾殆无疑问。1291年元世祖派遣杨祥、吴志斗、阮鉴等一行，携诏书出使招谕琉求，但无功而返；1297年元成祖在位时，福建省平章政事高兴“遣省都镇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赴琉求国，禽生口一百三十余人。”在当时的中央王朝看来，台湾尚属“化外之地”，若招顺不从即付征讨，但澎湖列岛则已进入中央王朝的管辖范围。14世纪中叶，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曾随商船赴南洋及印度洋等地，将见闻写成《岛夷志略》，其中提到澎湖“地隶泉州晋江县”，元顺宗“至元年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科差”，是澎湖最早有职官和课税的记录，当时泉州人已居於澎湖七澳，工商兴贩、安居乐业。

自14世纪末至16世纪，倭寇（部分由中国海盗假扮）与海盗荼毒大陆东南沿海，明太祖朱元璋发布“禁海令”，致使明代中叶以前的航海事业和海洋发展乏善可陈：为防倭患迁澎湖居民至漳、泉之间，废巡检而墟其地，澎湖常为不逞者潜聚之处、海贼借憩之所或倭寇往来停泊取水必经之地。尤其是16世纪中期以后，西班牙人开辟北太平洋航线，墨西哥白银源源不断运抵东南亚，吸引无数中国商人前往菲律宾贸易，位居泉州一一菲律宾东洋航路之上的澎湖、台湾地理价值显现，倭寇、海盗纷纷将根据地设立于澎湖，往西可剽掠东南沿海，往东或往南可退保后路。明朝嘉靖、隆庆年间，曾一本、林道乾等海盗猖獗，1569年闽粤水师合围曾于广东潮阳外海，曾重伤被俘身亡，1573年明将俞大猷率兵至澎湖剿林，林逃往台湾后远遁中南半岛。后又有海盗林凤崛起，据澎湖而四处剽掠，1574年至1576年蓟州东路总兵胡守仁两次追剿林至东番（台湾），林盗遁逃。随着明朝水师出洋征战的能力逐渐加强，倭寇、海盗纷纷将巢穴从澎湖移至台湾，1602年福建将领沈有容渡海征平东番倭患，“夺还男妇三百七十余人”“海上息肩者十年”。沈有容曾带兵在大员驻扎，随行的陈第写成《东番记》，完整地记录了台湾的地理疆域、社会生活及风土民情。17世纪初期，福建漳州、泉州民众已知晓魍港、大员、尧港、小淡水、大狗等台湾地名，常有人渡海赴台以玛瑙、瓷器、布、盐等物交换鹿脯、鹿皮、鹿角等物。1610年代，闽粤沿海渔民往来澎湖及台湾捕鱼的船只每年最少数十百艘。1620年代初在台湾基隆已有汉人聚落，在台湾西部平原约有1500名汉人，人数随两岸季风航期渔期而增减。

三

纵观17世纪以前祖国大陆与台湾的交往，可以得出一个显著结论，即台湾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大陆视域之所及”。夏商周时期，以华夏族为骨干，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中心的统一形态和统一观念大体形成；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原核心区周边的河洛、河济、泗上、准上、南阳等地成为各诸侯国交往博弈的枢纽，继而又强化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高原板块与平原板块的地缘连接。素汉之后，中华文明的疆域版图和统一形态的趋于稳定，400毫米等雨线（与长城走向大致吻合）成为农耕汉民族和游牧少数民族地缘博弈的交接线，从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界定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方向和统一实践。沿线的下辽河平原、阴南丘陵、河套平原、河西走廊以及河湟谷地具有农牧双重属性，成为双方稳固和扩张势力范围的指标性地理单元。当中央王朝强盛时则占据这些地理单元，甚或以戍边，移民和远征等方式维特和扩大疆域；当中央王朝羸弱时这些地理单元往往被游牧民族占据，并以此为跳板入侵中原，拓展空间。在此过程中，长期的攻防博弈促进了民族融合，统一实践的反复上演充实了中华文明的疆域版图。台湾虽然地处东南海疆之外，但是早已受中国政府管辖，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实现与大陆在政治、经济上的融合。

然而在17世纪以前的绝大多数时间，东亚大陆之外其它文明比中华文明的演进更加缓慢，直到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才在地理上出现“欧亚生存圈的联结”。但广袤欧亚大陆的地理空间依然绰绰有余，比欧亚大陆更宽广的大洋一如既往的充满神秘，中华文明、四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在各自的地理板块独立演绎，此起彼伏，潮起潮落。直到进入大航海时代后，西方文明逐渐在科学技术、组织技术乃至衍生出的文明形态上占据先机，它穿越宽广大洋从背后给其他文明骤然一击。特别是西班牙、荷兰、英国渐次领航的大洋霸权由稚嫩走向成熟，其所展现的霸权逻辑与中华文明的统一逻辑首次相遇；位处东亚大陆与太平洋交界线上的台湾愈发凸显，中华统一逻辑和西方霸权逻辑的经久碰撞即将在它的身躯上演。

【摘自《台湾周刊》2021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