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上几次较大的“学运”（上）

台湾2014年3月份爆发的“太阳花学运”首度攻占“立法院”、“行政院”，创造了台湾“学运”新的“历史”。数十年间，台湾“学运”几经迭兴，对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深刻影响。现将台湾历史上几次较大的“学运”做简要介绍，以飨读者。

一、 开学生运动之先河——“保钓运动”

（一） 背景

从70年代开始，台湾政局趋向动荡，国民党当局面临外挫内困的局面。首先，从外部看，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之后，陆续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同年9月，中国与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日“断交”。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日益陷于孤立。其次，从岛内政治环境上看，70年代的台湾在国民党“党、政、军、特”的严密管控下，过着“动员戡乱时期”的“戒严”生活，民众的思想和行为都被禁锢着，情治单位渗透各部门，严防各种民主与批判思维的产生。

（二） 过程

1969年8月，美国驻日本使馆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准备在一年后将钓鱼岛与琉球群岛一起交还给日本。在美国表态后，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公开声称：“尖阁群岛（日本称钓鱼列岛为尖阁群岛）属于日本，日本政府不准备同任何政府讨论其领有权问题”。这引发台湾学生的抗议，一开始先是海外留学生之间的串连，后来这股抗议风潮流向岛内。

1970年11月17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台湾留学生开始组成“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借以组织海外留学生集体发表对钓鱼岛主权争议的意见与进行抗议活动。1971年1月，大批台湾留美学生在联合国总部外面示威，抗议钓鱼岛主权遭到侵犯。

1971年4月，台湾大学的侨生社团香港德明校友会于台大总图书馆侧门贴出海报表达对钓鱼岛主权争议的不满。此一事件为台湾社会与台大校园内对于钓鱼岛主权争议第一个发生学生意见的声明行动。1971年6月，报章披露美国与日本将于17日签署移交琉球包含钓鱼岛列屿管辖权的正式文件，台大保钓会与校方协商后，决议于6月17日发起抗议活动。近千名台大学生在台大集合，前往美国大使馆前抗议，将抗议书交付美国外交人员，并转往日本大使馆进行抗议并递交抗议声明。此次抗议活动为在台湾抗议美日侵犯钓鱼岛主权规模最为盛大的一次，在此次抗争结束之后，随着钓鱼岛协定已成事实，保卫钓鱼岛运动的声势也渐渐消退。

（三） 影响

 “保钓运动”是70年代台湾学生民族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带来一股新的学生参与热潮，使得长期以来被剥夺集体行动权的学生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历练、更深刻的政治观察与更热情积极的心态。在台湾一直延续而来的政治高压情况下，“保钓运动”不只是场简单的爱国运动，学生的示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首次向权威统治的反抗。“保钓运动”间接激发了大学生的社会服务热情，他们开始想要更深入的参与社会，走出“象牙塔”。这股朴素的参与热情后来再校园内萌芽，许多大学都纷纷成立了山地服务社、农村服务社、渔村服务社等类似的社团。

二、 校园民主运动的启蒙——“李文忠事件”

（一） 背景

1979年底，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台湾社会迈入与之前迥异的80年代。随着台湾选举竞争的激烈化，反对派也开始在政治上获得一定位置，因此，当局直接使用武力镇压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撤了政治性的因素外，战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现代化也造成台湾社会形态的巨变。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使得更多人开始产生权利意识，他们对于不合理的现状不再默默忍受，而是愿意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新兴的社会力于80年代的台湾开始萌发。要求思想解放的氛围越来越浓，学生将矛头指向当局的威权统治，要求寻找政治改革的出路。各种启蒙的思想渐渐在大学校园中酝酿发酵，各种具有批判色彩的学生社团陆续成立，大学校园中要求普选学生自治干部的呼声，便是学生在校园内实践民主的表征。于是，80年代中期发生了台大“李文忠事件”。

（二） 过程

1982年，台大校园内部的部分社团开始以“普选”来作为推动校园民主化运动的议题。“学运”的主轴，是争取将原由各学院学生代表联席会选出的主席，改为全校同学直接投票，但是普选的主张受到校方的警告与制止，并动用校规处分不听劝告的学生与社团。

1985年5月，台大的94个社团开会讨论校园普选事宜，并且以94比0的票数通过普选提案，但是校方仍然坚持不得普选的立场，因而引发学生李文忠穿着印有“普选”字样的服装在校园内游行抗议。校方事后以处分其留校察看作为惩戒。1986年2月，校方以莫须有罪名令李文忠退学。5月5日，李在改革派学生的陪同下，以政治迫害的名义进行抗争，在台大校园内静坐、游行与请愿。5月10日，李接到兵役通知书，将于5月16日入伍。由于事出突然，且时间紧迫，李决定采取绝食抗议。5月15日，校方推翻委员会有条件复学的决议，坚持退学原议。此举引起改革派学生的抗议，校方唯恐生变，遂动用校警与便衣人员将学生驱散，多名学生遭到殴打，这是80年代“学运”首次的暴力冲突事件。隔日中午，改革派学生举办李文忠告别校园惜别会。

1986年7月，校方将参与“李文忠事件”的6名学生处以留校察看，李文忠开除学籍。这个处分在80年代“学运”中是空前绝后的，但学生们却无力反击。“李文忠事件”至此完全落幕。

（三） 影响

 “李文忠事件”是台大自1982年以来校园运动的总结，是规模最大与行动最激烈的一次，结果是除突破了一些禁忌外，并无法更改校园的支配体制。这表明当时台湾“学运”的最高程度的发展仍无法克服现实上的限制。“李文忠事件”的意义有两点：一是行动禁忌的突破。此次学生运动以激烈的行动确定了行动的可能代价，在校园戒严体制下尚是禁忌的静坐抗议、示威游行、街头演说及公开散发传单等，由此获得可供参考的基准。这种对体制可能反应程度的了解，有助于学生评估以后采取何种形式的行动。二是群众动员的出现。虽然在事件中这是偶发的，运动者尚无法结合群众共同抗争，但这意味着“学运”不再是少数人的地下行动，而是公开的抗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