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驻校军训教官”改革综述

台湾学校“军训教育”追溯自1912年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军国民教育”主张及相关实施规定。1951年以后，台湾当局在岛内推行“学生军训教育”，出台“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军事精神体格及技能训练纲要”，由军队主导全台湾高中以上校园“军训”。1960年后，“军训”主导权移交教育部门，但仍由军队遴选“教官”交教育部门任用，核给名额驻校负责学生“军训教育”。“教官”保有“现役军员”身份，薪金由教育部门给付，略低于同级别军中服役待遇。1972年8月11日，台湾当局修正“大学法”，规定大学必须设置“军训总教官”、“主任教官”、“教官”及“护理教员”，明确“训育委员会”是大学必须机构，“军训总教官”为“当然委员”。

随着社会多元化和经济自由化影响，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以后，“军人驻校制度”引发社会持续讨论，11所大学学生自发成立岛内第一个跨学校大规模学生运动联合组织一“大学法改革促进会”，旨在推动修正“大学法”，倡议“教官退出校园”，争取学生合法权利，促进教育体制改革。台湾“军训教育”及相关授课方案由此历经多次改革。1993年12月7日，台湾当局修正“大学法”，削弱“教官”职权，删除“当然委员”等条目，改为规定大学均应设立专门机构“军训室”，“负责军训及护理课程之规划与教学”。2005年12月13日，“大学法”删除“军训”相关条目，“军训室”已不再是大学必须设置的机构。

一、台湾当局强调“教育专业化”

虽然“教官”晋升概率很小，且薪资不如军中履职收入，但是校园安静的生活环境、简单的人际关系、轻松的工作内容，始终吸引着“现役军人”竭力竞争极其有限的“驻校”工作机会。

2006年，陈水扁当局教育部门负责人杜正胜推动“教官退出校园”，称其为“法西斯主义残存的证据”，明令“教官”遇缺不补，可用保安替代。马英九上台后，低调处置这一问题。2013年6月，台湾当局制定“高级中等教育法”，强调学校教育职能“回归专业”。为使军事与教育体系不再混淆，要求“教官”于2021年前“退出校园”，但在马英九任内“教官”无明显减少。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教育部门将这一“法案”予以落实，提出采用“渐进式改革”缓和处理，逐年聘用编列专业校安人员，努力在5年内使约3500名“教官”（约2600人驻高中职，约900人驻大学)全面退出台湾各大专院校和高中职学校，随后“教官”逐年减少。

2017年6月20日，为解决军队兵员不足问题，蔡英文当局修正“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延长军人服役年限，其中“少尉”至“上校”军官最大服务年限都延长2年(“驻校教官”均为“尉级”“校级”)。受此“条例”影响，原计划年满退役的“驻校教官”人数骤减，导致“教官退出计划”不得不延迟。

2018年全台实有“驻校教官”3005人。截至2020年11月，岛内仍有“教官”2653人。在现存“教官”不主动提前退出，全部服满役期、且无强制措施干涉的前提下，根据现状估计，预计2025年减至990人，2031年最后10名“教官”退役，彻底清零。

2019年5月31日，台湾当局修正“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将此前版本中的“教育部应订定各级学校军训课程之相关办法”修正为“教育部应订定各级学校全民国防教育课程之相关办法”。

2020年10月20日，台湾当局正式废止“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宣告“军训教育”成为历史，以“全民国防教育课程”替代“军训课程”。

二、“教官退出计划”的争议

由于台湾地区校园时有暴力发生、毒品滥用，据台湾卫生部门统计，约24%未成年人在校园内首次吸毒，进展缓慢的“教官退出计划”仍在持续引发争议。近年来，岛内发生数起“教官”在校门口驱赶制止闲散人员殴打、勒索学生事件，监控视频每经曝光，都会引发高中学生家长集体上街抗议“教官退出”，认为身着制服的“教官”相比一般校安人员更具威慑。蓝绿两大阵营政客也会就此发表意见，作为“教官驻校制度”的始作俑者，国民党多半呼吁“教官”留任，民进党方面坚持退出已是既定政策，施政不受个例干扰。

教育部门官员从经济角度答复问题，当局供养1名“军籍教官”的“财政预算”可以聘用至少3名普通校园安保人员，台湾当局称之为“学务创新人力”。台湾东华大学教授施正锋认为，“教官是军国主义遗留的产物，也无辅导专业；学生在校内犯错就由校内相关委员会讨论处分，犯法就让警方处理，辅导问题可给心辅人员做，教官是可替代的”。

“教官”离校后如何安置？教育部门提出4条出路：“回归军队”、“公务员考试”、“应聘教师”、“转任校安人员”。然而台湾防务部门早在2016年就回应称，由于军中职务已经饱和，加之“教官”长期驻校不在一线工作，已与军职要求脱节难以胜任，因而军队没有接回计划，拒绝“教官”回归。因此，台湾当局提出以“全民国防教育课程”替代“军训课程”后，教育部门配合特设“全民国防教育科”，经过培训合格取得该科教师资格证书者，可以主讲相关课程，为“教官”退出预留政策空间。

2020年6月22日，台湾当局修正“各级学校全民国防教育课程内容及实施办法”，提出如遇“全民国防教育”人员师资不足，高中以上学校可由教育部门认可的培训合格“军训教官”担任。然而大量“教官”表示，早前经过多重筛选考试及培训方才转任“军训教官”，现在若想转任“全民国防教育教师”，仍需重新修课、参加培训、通过师资考试，感情上无法接受，况且年纪较大，学习能力减退，普遍有抵触畏难情绪。

三、台湾部分大学情况

截至2020年11月，岛内共有1849名“国防教育”讲师，均由“教官”担任，但“教官”只是临时代课，并没有通过教育部门认可的师资培训考试，仅有38名“教官”报名参加了“全民国防教育科”学习培训。在当初未驻“教官”或“教官”员额不足的高校，也有聘用专业教师代课的情形。定位尚不清晰、没有全面落实的“全民国防教育课”，部分学校和学生仍以“军训教育”或“军训课”称之。在“教官退出校园”的政策背景下，各高校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一)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素有“台湾第一学府”之称，不仅名气、实力出众，校园面积更是占到台湾岛总面积约1%，岛内各界精英名流很多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届校友对于当代台湾历史进程有着莫大影响。“超然的地位、自由的校风”使得台湾大学在教育改革中向来以“激进”著称，与教育主管部门也是龃龉不断。早在1994年，台湾大学就将“军训课程”改为选修，迫使台湾当局重新进行“司法解释”，调整“军训教育”相关课程方案为“大一必修、大二选修”。

目前，台湾大学虽然仍有4名“教官”驻校，但在行政组织中已无明确独立的“军训室”，而是将其融人“学生事务处”之下的“校园安全中心”，中心主任由副学务长兼任。在校园安全中心列举的5项职能中，“军训教学”和“学生兵役”两项原属“军训室”核心职能，学生兵役相关工作已转交校干事负责，“教官”只是主任管理下的普通工作人员，身份角色也在朝着专业教师转变，学校据其学历及水平条件聘任了相应职称(1名副教授、3名助理教授)。岛内部分财力有限的大学采取了类似台湾大学的做法，将“军训室”直接转设为“校安中心”，但为“教官”聘任教师职称是极少见的。

（二)成功大学

成功大学位于台南市，始建于1931年，为台湾南部地区最好的大学，民间有“南成功北台大”的美誉。成功大学依据台湾当局规定，1995年设立“军训室”，纳入教务处管理。1997年经校务会会议决定，改隶学务处。明确教育目标是“充实学生军事知识，实现文武合一教育”，强调“借助军事学科，修习现代军事学术”。在政治气氛偏绿的南部办学，成功大学的“军训室”机构、职能变化有限。

成功大学“军训室”目前共有14人，其中9名“教官”，2名专案工作人员，1名校安辅导员，1名行政组员，1名事务助理，校安辅导员与专案工作人员虽非军人，如遇工作需要也与其他“教官”共同承担“辅导教官”职责，并无明确区分。

(三)台湾清华大学

位于新竹的台湾清华大学与北京的清华大学源出一脉，1955年在梅贻琦校长领导下“复校”后，迅速跻身台湾顶级学府，做出了许多重大创举。1995年，学校成立岛内第一个提供学生跨学科“共同通识课程”的学院级教学机构一共同教育委员会，将“军训室”与通识教育中心、体育室、艺术中心等一并纳入其中，2005年更名为“清华学院”，负责全校新生的共同学习。

近年来，“清华学院”进一步扩展为串联通识、语文、体育、艺术、住宿教育等执行全校性教育的单位。目前，“军训室”共有4名“教官”，其中“军训室主任”王圣惟“上校”兼任学务处学生辅导组组长，副组长为辅导员邱中宏。另有十余名辅导员具体办理学务处学生辅导组和“军训室”业务，如“学生兵役”、“军训生辅会报”、“国防学士班”相关业务等。因而在行政层面，“军训室”与学务处学生辅导组有一定的合署办公性质。

台湾清华大学将“军训室”置于教学机构之下，视“军训教育”为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不可或缺部分，教学目标是“增进军事领导能力，适应未来军事训练，培养文武合一之领导人才”。主张淡化军事色彩，明言今时的“军训教育”“更加注重于国防的基础认知，以及学生辅导与友善校园维护”。

(四)阳明交通大学

阳明交通大学源自1896年成立于上海的南洋公学，经北美校友会倡议，1958年在台湾“复校”，秉承“饮水思源”精神，与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互为兄弟院校，并称“五校一家”。2021年2月1日，交通大学与岛内第一所医学为主的综合大学阳明大学正式合并为“阳明交通大学”。

合校后，阳明交通大学延续旧制设置“军训室”，也是四校中唯一直接隶属学校管理的“军训室”。但学校注明“依法规修正调整”，强调机构的存废变更均随政策而动。同时，与台湾大学以校园安全中心取代“军训室”不同，阳明交通大学将“校安中心”列入“军训室”管理，对外也可表述为“阳明交通大学校安中心”。职责包括且不限于灾害防救、赁居安全、防制校园暴力及药物滥用等，均由“军训室”人员负责执行。

目前，阳明交通大学以轻量化原则为标准，快速整合了两校同质机构，各项工作得以有效运转。“军训室”共16人，其中9名“教官”，7名行政专员。主任驻原台湾交通大学校区，阳明校区设分区主任1名。7名行政专员虽非现役军人，但均为“军校”毕业，具有军中履职或“驻校教官”经历。当然，就学生反馈而言，行政专员教学敷衍、效果较差应属共识。

四、结语

四所大学的“军训教育机构”设置、隶属关系、人员组成、职级名称、实施理念各不相同、各具特点，上述做法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台湾高校“军训教育机构”改革趋势，以及现存数百名大学“驻校教官”的可能出路。毕竟“台成清交”是台湾当局“高等教育深耕计划”中仅有的四所全校型计划大学，定位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台湾当局资助最多、财力最为雄厚。换言之，在军队拒绝回归的前提下，四校之外的大学“驻校教官”去向势必每况愈下。另一方面，一叶知秋，“教官退出机制”的拖沓无序，不同部门、法条之间颛预倾轧的各自为政，既是台湾当局行政管理混乱反复、庸碌低效的体现，也是岛内各种社会思潮冲突对立、党同伐异的缩影。

［摘自《台湾周刊》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