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始末

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独裁、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该事件的导火线是国民党警员误伤烟贩，引起群众不满。在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的情况下，当局采取了强力镇压的错误政策，继而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事件。该事件对台湾后来的政治方向和族群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一、 事件背景

“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

政治方面，1945年9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归还台湾等非法侵占领土给中国。台湾遭日本殖民统治50年，政治上的压迫与经经济上的榨取造成许多台湾人民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逐渐转化为对中国的热烈期待。日本归还台湾给中国，台湾人认为会有更多自治与参政的机会。但事与愿违，国民党政府错误的治理政策，让本来满怀信心的台湾人倍感失望。陈仪领导的行政长官公署不信任台湾本省人，认为本省人已被日本奴化，造成本省人无论在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或工作职位等各方面均受到不公平对待，引发民众不满。

经济方面，台湾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战后台湾农业产值只有1937年的49%，工业产值则不到33%。学校、工厂、亿元等基础设施也受到严重破坏，金融与物价秩序混乱。国民政府接管后，一方面接受原属日本人与殖民政府的财产，并拆装卖往大陆；另一方面又延续日本殖民政策中的专卖制度，实施严格的经济管控措施，垄断台湾与大陆贸易的经济管道，利用各种关系排挤民营公司，让原本期待结束殖民对待的台湾人十分失望。

社会文化方面，台湾经历50年日本统治，四处皆可见日文，举目皆是日本风格，历经日本侵华战争来台的大陆人，感到很不习惯。1942年1月以前，日本政府实施志愿兵役，部分台湾人因殖民教育灌输参加日军侵华作战，许多外省人因此迁怒于台湾本地的亲日人士，其中一些人被视为汉奸，并有受到缉捕的情况发生。文化界和学生曾要求当局开展民主与经济改革活动，主政当局采取了“宽舆论、紧经济”的政策，既未严格禁止批评时政的言论，也未采纳合理意见。

二、 主要原因

国民党当局的独裁腐败和政策错误继而引起台湾人迷你日益高涨的失望情绪是“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国民党当局独裁腐败和政策错误。国民党对台湾人民实行军事独裁统治，行政长官公署集全省“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形式上很近似于日本统治时期的总督，给人以不愉快的联想，认为国民党统治与日本人没有两样，都是专制独裁。同时，国民党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军警横行，大员们热衷于“三阳开泰，五子登科”，下山摘桃子，台湾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由期望变为不满。此外，国民党当局以“国有资本”的名义接收战前日本人所拥有的企业，而这些资本几乎垄断了台湾工业、金融、贸易等各个领域。台湾还设立贸易局和专卖局，对贸易和烟酒实行政府专营专卖，这些都与台湾民间资本、工商企业界发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

另一方面，台湾人民失望情绪日益高涨。台湾回归祖国后，蒋介石在大陆大打内战，大陆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台湾，岛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台湾光复仅一年，物价涨了100倍。台湾中小企业在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劫夺下，纷纷破产倒闭。加之农业歉收，致使当时台湾600多万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贫困交加，饥寒交迫，人民怨声载道。老百姓们原以为可以扬眉吐气过几天舒心日子，哪知他们美好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有人在旧总督府门前挂上一幅“狗去肥猪来”的漫画。群众不满的乌云笼罩在整个台湾岛，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一触即发，山雨欲来风满楼。

三、 发生过程

“缉烟血案”是“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1947年2月27日下午，“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六名查缉员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法主公庙对面发现一名40岁女子林江迈正在贩卖私烟，查缉员没收林妇所有香烟以及钱财，林妇跪地求饶，苦苦哀求归还其钱财以及其余经过合法缴税的公烟，查缉员坚持全部没收。林妇的纠缠让查缉员心生不耐，同时纷扰也吸引越来越对的民众围观。查缉员情急之下用枪托击伤林妇头部，林妇顿时血流如注并昏迷倒地。围观群众目睹此景，愤而将查缉员包围。查缉员开枪示警却击伤了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20岁，送医次日死亡）。激愤的群众包围警察总局要求警方惩凶，但是警察局长官包庇下属。市民眼见官吏开枪伤及无辜，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更加气愤。次日，民众沿街打锣通告，愤怒的市民包围专卖局分局抗议，要求局长下台负责，并将专卖局内堆存的香烟、酒类搬出焚毁。

公署卫兵开枪伤人引起该事件的真正爆发。28日，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熟人。事态迅速扩大，游行请愿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巡逻。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运动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运动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岛的形势逐渐失去控制。

政治交涉并未扑灭民愤怒火。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3月8日，委员会起草了“三十二条要求”，包括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废除专卖制度等条款，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但是，随着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运动队伍中也混进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与日本关西密切的地方绅士和流氓，他们将三十二条扩大为四十二条，增加了一些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主张，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长官公署等，致使陈仪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并加紧部署镇压行动。

当局强力镇压导致伤亡惨重。早在3月2日，陈仪见形势不妙，急告南京国民政府，隐瞒事实真相并请求国军赴台救援。蒋介石接报并与国民党要员商量，均认定该运动是“暴乱”，为防止事态扩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镇压。蒋介石立即电令驻守上海的21军火速乘船赶赴台湾增援，并限令于8日前赶到。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遭到群众阻拦后，部队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运动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二二八”时间最终被当局镇压。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确凿死亡人数难以计算。此外，还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被当做非法组织取缔。3月。国民党还在台湾进行了大规模的收缴枪支和肃清“暴乱”分子活动。

四、 善后处理

国民政府的善后处理。1947年3月，陈仪被迫提出辞呈，以示对“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承担责任。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事宜，承诺调整相关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政策。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例会，陈仪引咎请辞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决议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制，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台籍人士邱念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刘兼善、南志信、游弥坚、陈启青为省府委员。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权利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属各机关亦尽量启用台籍人士。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正式建立。魏道明着手化解事件产生的不幸局面，发展民营经济，尝试推行土改等。

“二二八”事件平反昭雪。随着七十年代后半兴起的党外运动、八十年代的自由化，台湾民间渴望平反“二二八”的声音逐渐出现。1987年，陈永兴、郑南榕等人串联数十个海内外台湾人团体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在嘉义市建立。1995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首先代表当局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1996年，“行政院”通过决议确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为“国定假日”。伺候，每年都会有相关纪念活动。

五、 影响评价

首先，“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分裂思想的源头。在此次事件中，无论是政治交涉路线，还是武装抗争路线，他们在事件中提出的诉求都仅止于台湾“高度自治”而已，在国家认同的层次上仍以中国为认同对象。但在这次事件后，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高压统治，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仇恨逐渐加深，部分台湾人渐渐产生追求“独立国家”的想法。有美国学者表示，“二二八”不仅是海外流亡之台湾“独立”团体的口号，更是唤起所有成年台湾人悲惨经验的象征。因此，“二二八”事件可以说是战后台湾“独立”运动的起点。

其次，“二二八”事件埋下台湾族群矛盾的因子。台湾人民在遭遇“二二八”事件后，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幅滑落，许多知识分子不再谈论或涉足政治，而国民政府借此加强对台湾地方的控制，结合地方派系担任地方长官或提名参选民意代表，结合地方政府机关与国民党地方党部，以贿选买票来左右选举，以职位分赃来巩固地方派系，形成黑金势力，也是今日台湾黑金政治的远因。近年来这些族群问题愈来愈激化，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阂仍然存在于大部分台湾人心中，并表现在言论和行为上，可见此事件对台湾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