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间信仰历史探源（上）

“民间信仰”又称“民间宗教”或“通俗信仰”，是一个很笼统的名称，但是有很深的精神内涵与社会影响力。台湾民间信仰与台湾历史传统息息相关，又与广大的台湾老百姓生活紧密结合。它融合儒家、佛家、道家的思想与原始的巫术信仰，并渗透到百姓日常的祖先崇拜、岁时祭仪、生命礼俗等活动。广泛深入民间基层，又如此密切影响着他们生活习惯。有学者认为台湾民间信仰属于“普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别于一般的“制度化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

台湾民间信仰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文化风貌来自祖国大陆，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台湾现实生活，也就是说台湾民间信仰源自祖国大陆，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祖国大陆信仰。1959年“台湾省政府”做过一次全面的调查，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负责统计，全台寺庙共有4820座，其中便含有庙宇2949座，这个数目还不包括未登记的“黑牌”寺庙在内。以信仰的人口数目来看，198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资料”显示全台有65%的成年人是民间信仰者。台湾民间信仰随着闽粵移民的脚步进入台湾，最初“原乡”的色彩仍十分鲜明。清朝时期，仍处在充满不确定性与缺乏安全感的移垦时代，由祖国大陆来的移民，不断地带着故乡的香火与神明进入台湾。这种信仰随着人口的增加，神明愈多，逐渐形成庞大的神灵世界。移民的特质、变动的台湾社会，都让信仰有了新的面貌。“日洽时期”台湾民间信仰遭受破坏。1945年台湾光复后各种信仰进入百家争鸣的状态，民间信仰得以恢复与兴盛。台湾民间信仰不仅随着政治、社会变迁而有着变化，更与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结合，融入到台湾民间社会各个角落。

一、台湾民间信仰的历史由来

（一）祖国大陆移民的传入

十七世纪，因台湾的拓垦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高温多雨、气候合宜，愈来愈多的祖国大陆移民来到台湾，到荷兰殖民统治时期以贷款、耕牛、农具吸引闽粵一带的百姓来台耕垦，于是逐渐形成聚落。荷兰殖民统治末期，汉人移民约有十万左右，开发土地近一万甲。明朝郑成功时期（1661-1683）经历了郑成功、郑经、郑克塽三代的统治，来台移垦的人数到1680年时，汉族人口增加到二十万。他们以台南为中心，其开垦区域向外做点状散布，开垦了全台十之二、三的土地。清初对台湾的拓垦政策是消极的，所以对大陆人民来台颁布禁令，同时也对台湾汉人偷越蕃界私垦，处以徒刑，但政令不彰。矛盾的是，清政府又以新开垦之亩数，作为地方官考绩的依据。在此情形下，康熙二十九年（1690）诸罗知县张伊已“招徕垦辟抚绥多”。首任总兵杨文魁亦主张招徕垦野。而这些移民从祖国大陆到台湾的旅途是艰辛无比的。黄荣洛曾搜集客家人描写渡台谋生受尽苦难的山歌，取名《渡台悲歌》，其歌词开头就是：“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康熙三十五年，禁令更弛，私渡者日多，移民大量涌入，奠下台湾拓垦事业的基础。到了嘉庆十六年（1811）户口编查时，人口增加为一百九十四万四千多人，而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更达到二百五十四万五千多人。的确，坐着戎客船（无动力的帆船），必须要台湾海峡的风向、水流配合才能顺利度过黑水沟抵达台澎，而即使到了台湾，也还要面对瘴疠瘟疫与各种传染病。带着家乡守护神的香火或神像，成为移民精神的支撑力量，并安定对不可知未来的忐忑心理。初期他们将神明或香火暂放家中或建一草寮置放，有时以炉主制在名家轮流供奉，开发顺利后，再建公厝奉祀。当然也有经费较充裕者，赴台不久即建庙宇供大众祭拜。

（二）大陆移民落地生根本地化的需求

随着清代大陆汉人移民增加，台湾一方面自然地移入了原本的祖国大陆文化，一方面在历史的发展中，也酝酿出地方文化特色。台湾移垦环境恶劣医药缺乏，移民有因水土不服病死；有因民变与械斗等社会动乱曝尸荒野，亦或慘遭海难等等，凡此无不反映出移民的辛酸血泪。有心人将这些无主遗骸在路旁、田边、山脚下建一小庙简单埋葬，由此产生台湾有应公的信仰。有应公又称普度公、大众爷、百姓公、金斗公，成群的无主枯骨称万善同归、万应公、万恩公，其祭祀源于台民对无主孤魂的恐惧与怜惜的交织心理。据刘昌博的《台湾搜神记》所述，“台湾有应公庙至少在五百五十座以上，半数以上没有登记”。

此外义民庙也在台湾历史背景中产生，义民爷又称忠勇公，大多数是在朱一贵、林爽文、戴潮春事件时，倾向官方或协助官方对抗盗匪的粤籍移民战死后，特别受到清旌表建庙崇祀。该信仰可分为南北两系：南系起于康熙六十年(1720)朱一贵事件，以屏东竹田的忠义庙为发迹地；北系起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林爽文起义，以新竹枋寮义民亭为发迹地。其他如新竹新埔的义民庙、桃园中场的褒忠祠、彰化埔心忠义庙等皆是有名的义民庙。这种型态的庙宇，代表客籍移民在开发史中的壮烈精神象征。台湾的本土神明有的也来自英雄崇拜或人物传说，除了郑成功之外，吴凤与李勇是来自附会的传说。台中沙鹿福星公王勋因协助开拓有功，彰化二水的林先生因协助施世榜兴建八堡圳，澎湖马公民权路的朝阳祠，则奉祀一位洪姓医生，他们都因对地方有贡献而得到该地的祭拜。此外，也有因同情心理而产生养女庙或孤女庙。养女庙的出现与明清时代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有关，养女或童养媳在生前受虐待，不堪折磨而轻生，因显灵而受膜拜，如高雄燕巢阿秀姑娘庙。至于孤女庙则是祭拜孤苦伶仃、处境堪怜而死亡的女孩，如台中县大甲的路桥姑娘庙。这些神明都反映出台湾当时的社会情境与问题。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石头公与大树公的膜拜，它们反映了民众对大自然的敬畏心理。台湾也有动物崇拜，为了感谢牛的辛劳，嘉义有牛将军庙；义犬公在十八王公庙中与人一起受祭拜。万福庵在一般历史文献中比较少见，它位在台南市中区民族路旁，是纪念郑成功部将阮骏夫人的庙宇，里面供奉不少大小不等的木雕猴像，别具一格。

（三）神明显圣的传说

本来每一个神明的出现，必然都因灵验的神迹一再的流通而产生，愈出名的神传说愈多；愈古老的庙传说愈杂。人们利用神话来驰骋对神明的想象空间，以此作为信仰的依托，这在其他宗教也是常见的情形。早期祖国大陆人民为了保平安所带来的香火与神主牌，未必皆能建庙祭拜。也就是说个人的信仰，未必能吸纳附近的乡里民众，产生共同的祭祀圈。在这种状况下神明显圣传说，便成了吸引士绅商贾投入财力支持，与虔诚信徒热心推广的重要因素。如果略作归纳，这些神话与传说大约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遗留的香火显灵：台湾民间信仰中庙宇的建造与神明的流传，有时来自路人留下的香火。而遗留的原因，或者是不经意的遗忘，或者刻意的丢弃。举台中县清水镇紫云岩观音庙为例，该庙建于明朝永历十四年(1661)，其建庙动机根据该庙沿革志所记有一位来自泉州人士，途经紫云岩现址，憩息大榕树下。时将所携带观世音菩萨香火，悬于榕树梢上，临行遗忘而去，及夜榕树梢上发出豪光，居民大为惊奇，翌晨邀集赴查，如斯者近月。后民众瞻拜祈求灵显，风传遐迩，闻者参诣，日增月盛，乃兴起建庙之议，乐捐云集。像紫云岩观音庙这种建庙源起，在许多庙宇如万华龙山寺、桃园景福宫都十分雷同。第二种，神明化身人形：台湾民间信仰的神明，往往来自人的升华，所以有时也会显灵而具有人的外表与性格。例如麻豆代天府的兴建，传明朝郑成功时代李池、吴、朱、范五府千岁显圣，化身五位老人向民家借宿，隔日老人消失，只剩五尊神像立于草寮壁上，于是闻风参拜者日众，并使该地由草寮逐渐形成市街。同样是五府王爷庙的南鲲鳟代天府的神话更为多彩多姿，在该庙出版品《南鲲鹪代天府沿革志》所载，三王吴府千岁“勘择吉地于南鲲鱔”，大王李府千岁也大显神通，“化为渔民耆老将金纸变为白银，渡过海峡，福州买杉，泉州购石，漳州沽砖瓦，租船运回南鲲鲶。”就在神、官、民通力合作下，康熙元年(1662)完成该庙工程。而后“募款功臣蚵寮人蔡放命危，为三王爷挽救，延寿十二年”，等等，如此丰富的传说，自然也造成其王爷“大庙”的地位。第三种，乞求灵验：百姓到庙宇中参拜大多有求而来，如果灵验则大加宣传，或还愿捐款扩建庙宇。有时官方也会带头乞求神明赐与风调雨顺。咸丰七年(1857)，淡水知县思惶出巡抵桃园，刚好遇到该地亢旱为灾，再不下雨，农民的辛勤势必付诸流水。乃在景福宫(主祀开漳圣王)设坛祈雨，“未几鸟云密布，狂风骤起，旋获甘霖普降，民困复甦”。善男信女趋之者更众。

（四）官方与绅商的推广

人类的宗教信仰与研究，本来就很难脱离政治的影响。在整个台湾历史的发展中，民间信仰的形成与推展还受到官方的引导控制。明清时代官府借信仰安定人心，也借着庙宇作为行政命令的传递场所除了建立官庙，地方官更带头捐俸、号召绅商捐款，支持他们所认定的几个主要神明，例如孔子、关帝、城隍、文昌、妈祖、玄天上帝、保生大帝神农大帝、风神、火神等。有时为了镇压民变，官方也会抬出神明助战的传说，如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事件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件，清政府以妈祖神助的做法当然也大大提高了妈祖的名望。

绅商与各地庙宇的兴建与扩充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郊商更是出钱出力。台南府城的三郊——北郊苏万利、南郊金永顺、港郊李胜兴，对妈祖虔诚奉祀，每年捐出一千二百大银给安平、鹿耳门与府城天后宫。艋胛(万华)龙山寺在清代是泉州府晋江、南安、惠安县商人“顶郊的自治机关”，它拥有雄厚的财力和武力，凡从泉州到艋胛的货物都要征收百分之五的税金，当时的龙山寺成了郊商们开会、社交、教化、娱乐甚至对抗外敌的地点。此外，郊商经常往来海上贸易，因此除了妈祖，特别崇奉水仙王，郊商在乾隆初捐建水仙宫；乾隆六年(1789)，台南三郊更在西定坊海口的水仙宫庙后、建立他们的办公处，称为“三益堂”，郊商云集，使水仙宫一带成为闹的商业中心。当然，今日郊商消失，水仙宫没落艋胛水仙宫早已拆除，神像移入龙山寺后殿；而台南的水仙宫迁居海安宫的神像，以禹为首的五尊水仙王，也在轰炸中损毁。以鹿港天后宫的历史沿革志观察，几乎每一次修建都有士绅参与。开发彰化平原有成的施世榜，是福建水师提督兼靖海侯施琅的族侄，在雍正三年(1664)捐地重建鹿港天后宫，至今庙内右厢一直保留他的长生禄位。嘉庆十九年(1814)，鹿港八郊也出资共同参与重修鹿港圣母宫的公益活动。同治八年(1869)，进士蔡进芳又偕同郊商、士绅、大小船户捐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1922年辜显荣又倡议修建，历时十四年竣工，富丽庄严。鹿港龙山寺也与天后宫一般，留下不少士绅、八郊捐建的碑记。周钟瑄《诸罗县志》曾记，康熙五十一年(1712)淡水通事赖科建天妃宫于干豆门(关渡)，而且“落成之日，诸番并集”，知县周钟瑄为其取名“灵山庙”，即台北妈祖庙关渡宫的起源。这些都是官绅积极参与庙务的历史轨迹。而根据《台中县寺庙大观》所记，在台中开发有成的通事张达京，雍正年间也引妈祖香火在社口(神冈乡社南村)兴建万兴宫，岸里社的妈祖信仰日益普及。

二、台湾早期神明的传入与庙宇的建立

明朝郑成功时期之前，台湾建立的寺庙，除了闽人在澎湖马公建天妃宫、白沙乡建威灵宫、望安乡建将军庙外，在台湾本岛只有彰化鹿港龙山寺和台南县的大道公庙、盐水关帝庙，至于蚊港(魍港，今嘉义县布袋镇)天妃宫，则仅剩神像而已。

澎湖因地理位置的关系开发较早，在元代已设制，所以成了庙宇较早设置的地区。明神宗万历年间马公已见天妃宫，是历史最悠久的级古迹。同样在万历三十年(1602)左右有一批大陆泉州籍金门裔的后寮村民，在澎湖群岛北端的白沙乡兴建威灵宫，祭祀保生大帝。永历八年(1655)，移民在望安乡以李府将军为主神建立将军庙。

在台湾本岛方面，根据康熙五十九年(1720)陈文达编修的《台湾县志》中，记载荷兰殖民统治时代也有一座大道公庙，建于台湾县广储东里(台南县新化镇丰荣里)妃宫相传是崇祯年间郑芝龙来台时所建置，此庙位在八掌溪出海口北鲲鹪上，由于河川改道，迁徙多次，文物已丢弃殆尽，仅存的妈祖神像放置在今嘉义布袋镇虎尾寮的太圣宫内。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抵台，一年后病逝。郑经继位后，力求足食足兵，以反攻为目标，所以施政重心放在拓垦和军事上。但是民间信仰毕竟是精神所寄，所以也开始营建庙宇，高拱乾在《台湾府志》中曾如此记道“经嗣立……兴市廛、搆庙宇，招纳流民”。而保存完好的鹿港龙山寺创建于明永历七年，主祀观世音菩萨，其建筑格局独特。盐水关帝庙建于永历八年之前，光绪年间盐水因瘟疫而恐慌，传说在关帝指示下，众信徒燃放鞭炮，地方乃得以平静，由此产生今日愈演愈烈的台湾民俗活动——盐水蜂炮。

谘议将军陈永华是郑经的得力助手，协助建孔庙、兴学校，亡故之前更把自己的住宅改为奉祀池王爷的庙宇。根据《闽海纪要》所记郑经因“东宁初开，南北二路之人尤尚夷习”，乃以蔡政为审理所正一职，所至之处“毁淫祠，从正道，定制度”，这个时期民间信仰以北极玄天上帝、关帝、保生大帝、妈祖、观世音菩萨为祭祀的主流，陈文达《台湾县志》中，记载台湾县(约今台南县)郑成功时期所建的上帝庙有七座，关帝庙六座，保生大帝庙四座，观音庙三座，当时对宗教信仰应该有某些管制，过去的基督与天主教已被驱逐。而在二十三年内建立的庙宇，大多集中在台南一带，较知名的如：安平天妃宫、文庙(主祀孔子)、武庙(关

帝)、玉皇宫(天公)、大观音亭(观世音)、开基灵祐宫(玄天上帝)、兴济宫(保生大帝)、元和宫(保生大帝)、城隍庙(府城隍)、东岳殿(东岳大帝)、北极殿(玄天上帝)、小南天(土地公)、总赶宫(倪府总管)、厉王宫(张巡)、万福庵(齐天大圣)等。但未记妈祖庙。其中北极玄天上帝又称真武大帝、上帝公、帝爷公，是明朝政权的守护神，在闽南民间信仰上更是航海的守护神，谢金鸾在《续修台湾县志》中有记载：郑氏据台多建真武庙，以为此邦之镇，可见其重要性。而关圣帝君是明朝官方的祀典，明郑时代在台湾的制度皆仿明朝而来，当时全台共有关帝庙八座。台湾的保生大帝古庙大多是明郑时代泉州同安人随郑军赴台时所带入，台南县的慈济宫、仁寿宫、保生宫；高雄县的保福宫、兴济宫，皆是历史悠久的庙宇。明郑军队多泉州人，因此泉州三邑人(晋江、南安、惠安县)也带入了观世音的信仰，他们分别在府城的宁南坊、镇北坊、广储东里建观音庙，以求平安。

所以明郑时期的信仰以明朝官方祀典的信仰与泉州地方信仰为主，而妈祖则是因闽南带海神的地位，也赢得出海人的从祀。明郑时代官方也支持妈祖信仰，郑经即曾修建遭荷兰焚毁的澎湖天妃宫，永历二十二年(1668)郑氏从征将士与百姓合作，鸠资于安平荷兰基督教堂原址修建妈祖宫，即安平天后宫的成立源起。但是当时的台湾究竟修建了多少妈祖庙，学者论断不一，石万寿在其《台湾妈祖信仰概说》一文中认为在明郑时代兴建者共四座：安平天妃宫、府城小妈祖庙、鹿耳门庙、旗后庙。且认为位于水仔尾今址的小妈祖庙建于明永历十六年(1662)，即明郑初期所建，比安平天妃宫早六年，是开基妈祖庙。1988年“台湾省政府民政厅”调查报告指出，台湾最早的妈祖庙是明永历十六年(1662)的鹿耳门圣母庙，其余妈祖庙大部分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但卢嘉兴《明郑有无奉祀妈祖考》与蔡相煇《明郑妈祖》文中却认为小妈祖庙乃入清后所建，陈文达《台湾县志》则记载“开辟后，乡人同建”，此“开辟后”指入清之后，而非明郑时代；而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则记：“鹿耳门庙，康熙五十八年文武各官捐建。”显然明郑时代妈祖庙的数目并不多，民间信仰的程度不像清朝以后那么热烈，这可能与妈祖的地位有关。在明郑时期妈祖还是间南一带的地区信仰，明永乐年间虽封为“天妃”，但并未普及。而蔡相煇在《台湾的王爷与妈祖》一书中强调玄天上帝在明郑时期受重视的程度远超过妈祖。

清朝统治台湾之前并不是很重视妈祖，康熙中期对台湾施行海禁政策封锁台湾时，曾将平海澳一带沿海妈祖庙摧毁，平海澳离湄州水道二十里左右，施琅征台之前曾驻兵在湄州一带，路过此地，见满目疮痍，还加以整扫。清朝后来特别推崇妈祖，政治的考量是主要因素。施琅在湄州练兵，部下不少湄州子弟，以妈祖为号召确实能凝聚军心，又可抬高自己的威望。所以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清澎湖海战时，施琅藉天妃显圣，助其作战，大事宣扬。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曾间接引其奏表如下：“二十二年，我师征澎湖，恍有神兵导引。及屯兵妈祖澳，靖海将军侯施琅谒庙，见神衣半湿，脸汗未干，始悟实邀神助。又澳中有井泉，止可供数百口，是日驻师万数，忽涌甘泉，汲之不竭。塽归降，琅率舟师抵鹿耳门，复见神兵导引，海潮骤涨”。自次年起，清廷特遣礼部置祭，加封妈祖为“天后”，提升神格。施琅并将明郑时代宁静王的一元子庭园，改建为“大天后宫”，是清政府在台南市内建立的第一座妈祖庙。自此，妈祖逐渐取代北极玄天上帝在台湾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郑成功的祭祀，明郑时期即已经开始，根据清人谢金鸾《续修台湾县志》所记：“邑东安坊有开山王庙，今圯，俱伪时所建。”清代文献的“伪时”或“伪郑”二字指明郑时代，而东安坊相当于今台南市东区。也就是说在台南市东区一带，已有一间开山王庙，祭拜郑成功，在清朝初期已废圯。由于清朝的严禁，明郑文物焚毁无遗。所以，乾隆年间虽有本地人何灿重建，但改名王公庙、大人庙、三老爷庙，属王爷庙性质。此后，百姓只有私下祭拜。为了顺应舆情、收揽人心，同治十三年(1874)沈葆桢才奏请准予追谥建祠，于原址建立延平郡王祠。所以对郑成功的祭拜起于明郑时期，由于清治时期视他为敌人，一直到中叶之后才可以公开祭祀。（王琼）

【摘自《台湾周刊》2021年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