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路，归家的路——台北街道的中国意象（上）

地名是文化的产物，源起于人类对某特定空间的认知与指称，反映人类的价值观与社会生活实践，其产生、发展和形成是人们不断把文化知识应用于地方环境的过程。路名如同地名，也是文化的产物，当一条街道在市镇中形成，人们便以附近明显可见的地景特征或所经重要的公众生活场所来指称它。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可从历史遗迹、建筑物、图像、文字纪录、口述史、传说故事等媒介或途径来获得，而通过地名和路名，更可直接感受到当地民众的文化意象和文化认同。

一、“台北”的历史及“台北市”的形成

台北市位于台湾地区北部，不仅是岛内最大的都市，也是岛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台北历史悠久，历史遗迹众多，依考古证据显示，早在7000 至4500年前的时代，市区内的圆山与芝山岩等地已有相当丰富的史前文化。据日本学者指出，“台湾先史文化的基层是中国大陆的文化”，即台湾史前文化中，不但有深厚的大陆北方文化要素，而且所谓“南方要素”也有许多是由大陆沿海传入台湾的。约2000年前，在今之台北市中山区辖内，已出现了圆山文化，该文化与之后生活于台北盆地的平埔族有极深渊源。台北古称大佳腊、大加蚋堡、大加纳，源自平埔族语Tagal，意为“平坦而浸水的士地”，即沼泽地，又名艋舺、莽甲，为凯达格兰族语“小船（独木舟）”之意。

台北盆地原是凯达格兰平埔族居住、生活之地，在和其他族群长期接触后，平埔族族群文化特质虽已不显著，但仍留下一些常见地名，如“大屯山”在荷兰殖民统治时代写作Touckenan，源自平埔族的社名；“大龙峒”原名“大浪泵”和“秀朗”，也是平埔族的社名；“北投”原来拼音字Kipatauw，是“女巫”之意；内湖地区的“塔悠”荷语拼音为Cattajo，是指“妇女的头饰”；士林地区旧名“八芝兰”，意思是“温泉”；“松山”旧名“锡口”，意即“河流弯曲之处”；因平埔族称“船”为Bangka，此地后被转称为“艋舺”，是指“独木舟”；“社子”是汉人指称平埔族的部落所在。据1654年所绘《大台北古地图》及其他文献可知，当时绝大部分仍为湿地的台北市，除平埔族社外，并无其他聚落。直至17世纪，始有文字记载台北的历史和史事。后来，在台北盆地，汉人活动的市镇中心逐渐从淡水河口的八里坌，向南发展至新庄，再移至东岸大加腊的艋舺。

1626年，西班牙人侵占北台湾，据说东北角的“三貂角”即与圣地亚哥（Santiago）有关；1628年在淡水河口山丘建圣•多明哥（Santo Dominic）城堡，附近的“关渡”，闽南话一般称“甘豆”，有一说即是来自西班牙文Casidor（岬角）。1632年，西班牙人曾从淡水进入台北盆地，此时台北盆地虽为平埔族群凯达格兰族所居住，但淡水一带已有少数祖国大陆的商人在进行贸易往来，甚至已进入今北投一带。今之淡水捷运线有一站名“唭哩岸”，荷语拼音为Kirananna，据信源于西班牙人移用菲律宾群岛Bahia-Irigan海湾的名称。

“台北”一词最早见于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蓝鼎元撰《纪竹堑埔》文中：“竹堑埔宽长百里，行竟日无人烟······然郡城、淡水上下必经之地，不能舍竹堑而他之······其地平坦，极膏腴，野生纵横，处处病涉；俗所谓九十九溪者。以为沟浍，辟田畴，可得良田数千顷，岁增民谷数十万。台北民生之大利，又无以加于此。”但此文所谓“台北”，实指竹堑（今新竹）以北的广阔地区。清光绪元年（1875），钦差大臣沈葆桢奏请在艋舺建立台北府，取意“台湾之北”，统管台湾军民政务，自此始有“台北”之称，专指今台北市和台北县地。《台湾省通志》对此有载：“迨光绪元年，沈葆桢奏请添设台北府，始称今之台北县暨台北市两地区曰台北，盖以位居本岛之北部，因以得名。”其中之“台北县”，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改自淡水县。台北此后逐渐成为台湾省的政治中心。

《台北市志》对台北市之形成过程所记甚详：“台北市系由点而面逐渐扩大而成的大都市。初以港市艋舺为核心，乾嘉之际渐有全台第三大港市之称。咸丰年间淡水开港，大稻埕因茶叶贸易兴起。光绪初期台北府城修筑，连结艋舺与大稻埕二港市，形成台北三市街。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城内成为全台之政治、军事、金融、商业、教育中心，由于日人以及台北邻近街庄台人之移入，台北街区人口迅速成长，街区逐渐向东扩大，都市计划也一再改变。1932年3月之都市计划，拟建台北为六十万人之都，旧台北市之行政区形成。1949、1950年间，台北市之中心地位未变，由于大陆人口移入，人口剧增，接着本省他县市人口迁入者日增，都市发展颇受限制。1967年台北市改制为‘直辖市’，翌年，扩大幅员，并入景美、南港、木栅、内湖、士林、北投六区，是为今日之台北市。”

二、台北早期地名及路名的由来

艋舺因兼具北台湾内陆农产集运及对祖国大陆转口贸易等两项机能而繁荣，成为台北盆地的第一个中心市街。1856 至1860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台湾被迫开放淡水的港口给外国人经商，但此却使得整个台北盆地“进入”世界经济体系，艋舺也因茶叶、煤炭与樟脑贸易而更加繁华。艋舺地区路名的由来，除地景（如江濒街、大溪口街、后菜园街）及庙宇（如龙山寺街、祖师庙前街、水仙宫口街）原因外，以产业活动所在地即市集（如欢慈市街、剥皮寮街、帆寮口街）而命名为大宗。实际上，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艋舺已经是一个繁荣的河港市镇，1853年时发生“顶下郊拼”，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族群武力斗争，败者向北逃亡到大稻埕，并建立新的商业市街。北台湾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后，大稻埕既因艋舺港口淤积之故，也因比艋舺采取对国际贸易及外国商人更开放的态度，再因清光绪十二年（1886）巡府刘铭传指定大稻埕为台北之商业区，同时指定千秋、建昌两街为外国人居留地，致使台北的商业重心移至大稻埕。

大稻埕迅速取代艋舺，成为台北对祖国大陆的主要贸易港，更变成台北盆地的第二个中心市街，致使西方茶商纷纷涌入此地，大量西式洋楼与商行纷纷建起。“大稻埕”路名的由来，除地景（如港边街、坊隙街、河沟头街等）及庙宇（如法主公街、城隍庙前街、妈祖宫后街等）因素外，也以商行（如建昌街、六馆街、建成街）及祈求市街商业发达兴隆的吉祥愿景（如朝阳街、太平街、日新街）之因为主。

日本于明治维新后，为转移国内政治矛盾而采取海外军事行动，首次对外用兵，即是在1874年时，针对1871年琉球船难之漂流者被误杀，借口保护“属民”而策划侵略台湾的“牡丹社事件”。事件发生后，祖国大陆为强化北台湾对日本之防务，清政府在1875年将大甲溪以北至基隆、原属淡水厅管辖的地区改置台北府，并在台北盆地的大加腊地区择地兴建城池作为府治，于艋舺、大稻埕两地之间营造了台北府城，民间习称为“城内”，名为台北城，成为台北盆地的第三个中心市街。台北城内与邻近的艋舺、大稻埕两处聚落，被合称为“三市街”，成为台北都市发展的基础。城内因为是政洽性市街，其路名由来与艋舺与大稻埕路名的经济色彩大异其趣，几乎全为机关建物（如府前街、抚台街、西门街），呈现鲜明政治性格。

1882年至1884年台北建城，今忠孝西路、中华路、爱国西路、中山南路所圈起的范围，就是所谓的“城内”，承恩门外之地就是“北门口”，台北市的都市发展就是以艋舺、大稻埕、城内三个市街中心逐渐连接再向东延伸扩大，最终形成今日之样貌。1920年，以艋舺、大稻埕、城内三市街为基础，设立台北市；1938年，松山并入台北市；1945年抗战胜利后台北作为台湾省省会，1949年起作为台湾地区行政中心。此后，台北逐步成为台湾地区的金融、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中心。

三、清代地名的特点和命名方式

由于台北盆地处于内陆，故西据时期、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和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对于台北盆地的开发，重点均放在基隆和淡水两个港口附近。

1683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福建、广东地区汉人大量渡海入台。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陈赖章”垦号获准开垦大佳腊（大加蚋），其招募移民前往开垦，艋舺一带逐渐成为村落，于是有“新庄”“旧庄”的聚落名称；如果是同姓聚居之地，便有诸如“朱厝仑”之类的地名；表示聚落位置的地名有“南港”“内湖”“溪口”“林口”“坪顶”等；盆地周边具有地形特征的山丘，便出现如“圆山”“蟾蜍山”“观音山”“五指山”“七星山”等地名；地形比较平坦的地区称作“埔”，故有“内埔”“五分埔”等地名；若有突起之地，或该村地处山丘中部，则称为“中仑”；若有溪流，则有“双溪”“磺溪”“新店溪”等。在开拓初期有些动植物也会被用作地名，如“山猪窟”“鹿窟”，即是指有低注水池且山猪或鹿常出没之地；岛内过去樟树甚多，故南港附近有“樟树湾”的地名。

台北地区普遍存在着冠籍地名和冠姓地名。冠籍地名和冠姓地名是中华地名文化的特征之一。台湾地区的地名，在形成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大陆历史文化积淀、民族感情、地域特征等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地名文化形式。

冠籍地名是以新的地名明义标示自己的出处、祖籍的村落或祖地籍贯。清代，部分闽粤民众迁徙台湾，移民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喜欢把祖籍地地名移植到自己所移居的新地方。清康熙年间以后，大量福建人和广东人移居岛内，他们十分思念家乡，其安土重迁之情，常表现在将移居地所建新聚落，冠以故乡闽粤两省各府所辖的地名，形成冠籍地名（地缘村），如泉州厝、漳州厝、龙岩厝、福州厝、潮州里、饶平厝等，许多甚至把原籍地名原封不动搬到台湾。这种包含闽粤地缘信息的冠籍地名，体现着移居民众将新开辟的聚落认为是家乡的延伸与扩展，是第二故乡，实际上代表着对大陆家乡的怀念和认同。以祖籍地名称命名的地名很少有大型聚落，因为聚落若拥有众多人口，地缘成分便较复杂，欲保存单一地缘往往较难。地缘性地名，其尾字多为“寮”“厝”“宅”“店”，几乎是住屋、店屋之类，常以小型聚落或大型聚落内一部分（小字）为特色。据统计，1945年以前，大字（大村庄）、小字（小林庄）地名中仍保留地缘地名的，共有60余处。

冠籍地名表达着对故土的眷念之情；而冠姓地名的形成，则与中国农民的宗族观念有直接联系。冠姓地名是移民在迁入地以自己的姓氏加上一个表示地名的基本字，从而构成一个新的地名。清代台湾，由于治安不稳，故大陆移民常以宗族血缘关系相互集结，同姓聚族而居并在聚居地名前加上本族姓氏，常结合形成一个聚落或聚落的一部分，借以合力拓垦，从而形成冠姓地名（血缘村）。这种以姓氏加“厝”“厝庄”“寮”“屋”等形成的冠姓地名，反映了岛内民众对大陆家乡宗族亲缘的认同，体现了台湾地名中的中国意识，深刻表明了大陆与台湾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

台北盆地于十八世纪初进入农耕时代，历经一个世纪的开垦，发展为成熟的农业社会，闽粤移民在拓垦台北时留下很多与农业相关的地名。如数人合作开垦便有“五股”“十八份”的地名；水田稻作需要建设水利灌溉设施，因此有“瑠公圳”“永春埤”“大安埤”；土地开垦后要计算面积，沿用荷据时期的“甲”（acre），过去一头耕牛、一张犁能耕作的面积约五甲地，所以有“三张犁”“六张犁”“七张犁”“十二张犁”的名称；要晒干收成稻谷的地点叫“大稻埕”；有设商店营业之地称“新店”；地主收租办公之处叫“公馆”。

移民在拓垦过程中会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冲突，因此常设置防御措施以保安全。栽种竹子成围篱以防外人侵入就是“竹围”，若用木材构筑成栅栏则称“木栅”，若构筑土墙就称“土城”，新店溪流域还有“顶城”“二城”等带有顺序意义的地名。鉴于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常滋生冲突，清代始在族群分界处设置石碑，约束汉人不得越界侵垦、妨碍平埔族生计，故有“石牌”地名，石碑（石牌）现尚存在，并移置于捷运站展示，作为历史的见证，此捷运站名即为“石牌站”。

清代台北市不同地方的命名，除将地形、祖籍地、姓氏因素纳入考量外，多在地方社会运作主体的主导下，藉由产业、郊商与庙宇所构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清代台北的地名乃至地方社会网络。

四、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殖民化”改名

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后，台北延续之前的政治地位，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行政中心。

1911年，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根据“台北城内外市区计划”，实施“都市计划”，台北都市规模急剧增长。从绘制于 1914年的“台北市街图” 中，即可见艋舺、大稻埕与城内等表现都市繁荣程度和代表当地丰富文化的路名。

日本殖民统治之前，台湾的街道命名与祖国大陆别无二致。进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为达到“永久占据台湾”的目的，采取“同化”政策，对岛内原有地名进行更改。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力图通过对街区整编与重新命名，型塑一个具有日本风格的町名系统，而其基本策略是藉由空间的地域化、町名的“日本化”，达到“同化”的目的。日本“街区方式”编码的地址结构大致为“都道府县名＋区市町村名+町名+丁目+街区番＋住居号”，其往往按“XX町X丁目”的方式划分城市区块，企图抹杀地名和街道名中的中国意识，从而使民众“认同”日本国。其将台北市、台中市以及陆续升格为市的基隆市、高雄市、新竹市、嘉义市、彰化市、屏东市、宜兰市等地的大区域地名“大字”全部名为“町”，如时之台北市的古亭町、西园町、龙山寺町、西门町、永乐町等，使台湾地名显现殖民化特征。1920年9月1日，日本在台湾地区实施大规模地方行政区域改革，把原来的里、堡、乡、澳、街、庄、乡、社的大小地区划分全部废止，除台东厅、花莲港厅及增设的澎湖厅外，废厅设州、州下废支厅设郡市，郡下废区、堡、里、澳、乡，而设庄、街，改变了自清代以来200多年间由移民所创建、沿袭的100多处聚落的地名。

在大规模调整行政区域的同时，日本殖民当局对地名也进行大规模更改变动。其一般采取三种方式：一是恢复旧地名，将少部分地名改回明郑时期的里名；二是将地名蜕变为日式地名，乍看与原地名不相关，但大多根据闽南读音，再以日语音读的近音汉字代替；三是将三个字的地名全部改为两个字，并用近似雅字音或取其意来代替，或另取一个与原来毫不相关的地名。及至“台湾总督府”结束军人“统治”期，迎来首位文官出身的“总督”田健治郎，在“内地延长主义”风潮下，着手进行台湾各城市的街区整编及改名，其以“町”为基本单位，以使“台湾的都市空间命名系统与日本本土一致”。

台北原本“线条思维”的“中国式”街路系统被转化为“区块思维”的“日本式”街区系统，每个街区虽仍沿用清代旧名，却已被分为若干“丁目”。如台北地区将“水返脚”改为“汐止”，“锡口”改为“松山”，“艋舺”改为“万华”等，此外，还有更改为“桦山町”（为纪念首任“总督”）、“马场町”、“日新町”等日式街区名的情况，其中“西门町”一直沿用至今。再如今之衡阳路，清代街名为“西门街”，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被改名为“荣町通”。

“町名改正”政策推行初期，因力度太大，台南、台中等城市的清代街名几乎消失殆尽，田健治郎反省后，要求台北的町名“务必尊重历史”。此使得1922年台北的“町名改正”完成时，市区64个町名中，尚有三分之一完全或部分源自传统地名或路名，如西门町、太平町、建成町、龙山寺町、大龙峒町等；其余虽皆为日式町名，但也多有考虑当地地景特征而制定者，如港町、滨町、入船町、河合町、川端町等。此外，在日本移民较多地方的地名，以及与日语音相近、与日式地名相近的地名，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直接将其改为日式地名；其还命名了一些具有日语特点的日式地名，对一些有文化内涵的地名进行改动，意图使原来具有中华文化内涵的地名失去意义。但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殖民化”的效果有限，如其虽将“艋舺”改为“万华”，但岛内民众仍习称“艋舺”。

1932年，日本以“大台北区计划”将台北盆地东部尚未开发的地区纳入“都市计划”，后因“战事”之故，计划实施近乎停摆，致使市区向东扩展十分有限。（李务起）

【摘自《台湾周刊》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