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社会重心的区域变迁（二）

二、清朝末年：北台湾逐渐崛起并成为全台中心

（一）淡水开港：北部成为台湾经济重心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规定开放淡水、鸡笼、台湾（今安平）、打狗（今高雄）等四个通商口岸，导致台湾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而台湾以“南北均衡”之势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直接对台湾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部经济地位的提升，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方面，得益于台湾中部航运的衰落。台湾南北间长期没有道路连接，导致岛内货物运输极为不便，依托港口的海运便成为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径。但汽轮的大范围普及使安平、打狗的港口优势迅速消失。另一方面，得益于茶、糖、樟脑运输产业的兴盛。台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主要贸易是向大陆输出米、糖等产品，而南部由于盛产米、糖，所以长期占据台湾经济和人口的中心地位。开港之后，台湾大规模向欧美日等国出口茶叶、樟脑和砂糖等“台湾三宝”。其中，茶叶迅速成为台湾最大宗出口物资，樟脑则是台湾在国际上具有垄断地位的产品。因为二者主要产地均集中在台北河港腹地周边，所以北部的经济和淡水、鸡笼的港口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渐超越南部。与此同时，打狗开港适逢安平航道淤塞没落，便逐渐成为南部的正港。1871年淡水的贸易额（121万两）仅为打狗（227万两）的半数，1880年前后逐渐追平，至1885年（450万两）反超并达到打狗（248万两）的两倍。受惠于茶叶的生产和贸易，北部的大稻埕快速崛起，逐渐取代日渐没落的“一府二鹿三艋舺”，成为全台闻名的重要城市。而且，随着煤矿等自然资源逐渐开发利用，北部工商业也获得了新的发展。

相反，这一时期南台湾的经济则面临严峻形势。由于稻米的利润相对微薄，难以与北部茶叶和樟脑的高利润相提并论，导致南部稻农纷纷北迁。南部的糖业也因技术落后，且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而难有大幅发展。南部两大经济命脉的衰落，南部经济中心地位因而受到严重冲击。

（二）台北设府：北部成为台湾政治重镇

随着经济重心逐渐北移，台湾的政治重心也逐渐向北部倾斜。尤其是“牡丹社事件”的爆发，更使清政府认识到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加速了台湾政治重心北移的进程。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遇害事件出兵牡丹社，清政府紧急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最终迫使日军撤退。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明显加强对艋舺、大稻埕、基隆等台湾北部地区的治理。

此后，沈葆桢积极推动清政府在北部兴建新的行政官署，以加强对北台湾的管理。沈葆桢向朝廷上书《台北拟建一府三县折》，提出“葛玛兰、淡水政令皆统于台湾府，鞭长莫及”“台北华洋杂处，睚眥之怨即启异端，防范稽查尤难”“台地所产以靛、煤、茶叶、樟脑为大宗，而皆出于淡北”“淡水同知往来奔波竹堑、艋解两地，因奔驰而旷废”“淡、兰文风为全台之冠，但因路途遥远，寒门子弟难以负担旅费”“诉讼者解郡勘转，需费繁多；淹滞岁月，赔累不赀”等六大理由，强调“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特别是北部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聚集，洋商纷纷设置据点，但台湾府地处南部，难以对北部进行及时有效的管理。

1875年清政府宣布调整台湾行政区划，以大甲溪为界，在北部的艋舺创建台北府，下辖3县1厅（新竹县、淡水县、宜兰县、鸡笼厅）。原有的台湾府辖区缩小至大甲溪以南区域。台北府的设立，大大提高了北部的政治影响力，强化了台北在北部的政治中心地位。

（三）台湾建省：台北成为全台政治中心

台湾府原本隶属福建省，但自1874年发生日本出兵琅峤事件后，清政府内部就不断出现台湾建省“以固夷夏之防”的建议。1879年日本武力吞并琉球，使台湾的海防形势进一步恶化。1884年，台湾直接成为中法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中法战争在福建的主要战场有马江、基隆和淡水，还有澎湖”。法军攻占淡水、鸡笼并封锁台湾海峡，对台湾军事、民生造成巨大冲击，“北部茶叶、煤矿，南部蔗糖，几乎全部停摆”。这让清政府对台湾的战略位置有更深刻的体认，进一步凝聚加强海防的内部共识。

1885年，清政府基于“台事以御外为要”原则，下诏台湾建立行省，由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1888年，闽台正式完成分治，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台湾建省是在海疆危机背景下实现的，具有鲜明的筹防御外性质，同时也加速了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升了北部的政治军事地位。新成立的台湾省下辖台北、台湾、台南等三府，其中新设立的台湾府位于台中地区，其下新设台湾、云林、苗栗等三县，原来地处南部的台湾府改为台南府、台湾县改为安平县。从“台湾府”及“台湾县”内涵的变化可以看出，南部的中心地位已经旁落。台湾省会原本规划在中部的桥孜图（今台中市），但因经费等原因迟未动工，刘铭传一直在台北府城办公。1894年，台湾省会正式北迁到台北市，标志着台湾政治中心基本完成北移，台北已成为全台政治中心，南北区域发展的形势完全逆转。

原本“南北俱进”政策也因刘铭传与刘璈的矛盾，而被旗帜鲜明的“重北轻南”政策所替代。刘铭传任内在台北建立行政官署，设立邮政总局并在全岛开设分站，修建“大稻埕-鸡笼”“台北-新竹”两条铁路，在大稻埕铺设道路，铺设“台北-台南”的电线，铺设“淡水-闽江口”“台南-澎湖”的海底电缆，创设西学堂、电报学堂、番学堂，成立商务局、官脑总局、硫磺总局。1867年基隆港白塔、1888年淡水灯塔先后建成，有效保障北部港口海运体系运转。1877年清政府加开“琛航”“永保”两艘淡水至福州汽轮船，1885年又增设“飞捷”“威利”“万年青”三艘轮船；1886年刘铭传购置“驾时”“斯美”两船专营台北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航线。这些措施使台北成为清朝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繁华靡丽，冠于全台”，甚至可与上海租界区媲美，被称为“小上海”。

【摘自《台湾周刊》2022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