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社会重心的区域变迁（一）

综观当今台湾政治社会的区域分布，可以发现鲜明的南北“不均衡发展”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北主南辅”，北部是全台政治社会中心，尤其是台北市汇集了“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等全台性政治机关，堪称全台“政治重镇”，南部则处于外围从属角色。二是“北强南弱”，台北市人口达250万，新北市更是突破400万，两地合计占全台2300万总人口的近三成；北部GDP约占全台的56%，其中70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级的新北市、6000亿元级的台北市傲视全台22县市。三是“北蓝南绿”，长期以来，北部一直是“蓝营大票仓”，南部则被视为“绿营根据地”；虽然近年来北蓝变淡、南绿加深，但总体看北部仍是国民党东山再起的重要倚仗。

然而，纵观台湾区域发展史，南北差异的现象并非自古有之，亦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南强北弱”、“南衰北兴”、“重北轻南”、“北蓝南绿”等发展阶段。事实上，南部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扮演政治社会中心的角色，只是后来北部的优势逐渐被激发并且后来居上。1860年以前，台湾府“扼北望南”，塑造了台湾“北轻南重”格局。随着台湾被纳人世界贸易格局，北部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殖民当局持续加强建设台北，并以高雄为“南进基地”，呈现南北双雄之势。台湾光复后，尤其是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将大量资源集聚台北，进一步拉开对南部的优势，逐步奠定全台政治社会中心的地位。台湾走向“民主化”后，南北差异又与蓝绿竞争交互融合，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台湾政治社会重心由南向北移动是一个基础性结构问题，对全台的政治制度、经济布局、产业结构、群体认同及社会演进产生了复杂影响。把握台湾南北差异发展的历史脉络，对此进行细化研究，开展形式多样的“跨域治理”工作，不失为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新探索。

一、清朝以前：台湾南部长期占据全台政经中心地位

(一)南部开发最早而占据中心

台湾自古即属于中国，大量史书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情景，三国时期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等对此就有著述。《台湾通史》记载，“安平为全台首善之地，开辟最早”。这里的“安平”就是今天的台南市。祖国大陆民众早在宋元时期就不断迁居澎湖，明朝末年又以澎湖为跳板，大规模进入台湾本岛。台湾南部由于距离澎湖最近，成为祖国大陆赴台开拓者最早定居开发的地区。台湾四面环海，交通便利，海上贸易日渐繁荣，在这个过程中，台南逐渐被开辟为全岛最大的港口，成为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荷兰殖民者对台湾的入侵，就是从南部登陆的。1624年9月，荷兰舰队司令宋克率军登岛后，发现已有很多日本人在台南经商，“北线尾日本番来此搭寮经商”。便立即着手在大员（今安平）建立热兰遮城作为统治中心，并在对岸的赤崁地区建立普罗文查城（今台南市），意图扩大商业规模，将其打造成主要对外贸易口岸。随后，荷兰殖民者以南台湾为据点，逐步向中北部及东部地区扩张，至1642年基本上占领了台湾全岛。在这期间，台南不仅是全台的政治中心，在经济上也扮演第一大港的角色，对外输出贸易额居全台之冠。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继续以台湾南部为治理中心，台南迅速成为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于一身的大都市。1661年，郑成功率军围困热兰遮城，下令将已收复的赤崁地区改为“东都”明京，以普罗文查城为府治设立承天府，以新港溪为界分设天兴县、万年县，形成“一府二县”的格局。此后进一步推行“寓兵以农”的屯田政策，分批开垦嘉南、高屏平原；同时大力发展贸易，“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船、鸟船，装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此时台湾南部的经贸势力已远超福建沿海、琉球、日本等地，与吕宋、波斯、苏禄、英格兰等往来十分密切。1662年，郑成功病亡，其子郑经继位后，将天兴、万年二县升格为州，另设南路、北路及澎湖安抚司，拓展为“一府二州三司”布局，并持续将大陆的政治及文教制度引入岛内，尤其是兴建了全台第一座孔庙。

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南部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清人得台，建台湾府，领县三，以台湾为附郭。二百余年，文化日启，制度典章，蔚为上国”。台湾府是清朝治理台湾的最高行政机构，府城就设在今天的台南市，台湾兵备道、海防厅等官署也都集中在台南。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辖台湾、凤山、诸罗等3县，构成“一府三县”体制。其中，台湾、凤山二县即今天的台南、高雄二市，在1860年前一直是台湾政治经济中心，经济发达、人口密集。这一时期的台湾南部，因为盛产砂糖的制作原料甘蔗，而逐渐发展为大陆江南地区糖油的重要供应基地，台南鹿耳门(1830年改称安平港)还被清政府定为台湾与大陆贸易的唯一合法口岸。

(二)北部长期被视为边陲开发进程缓慢

与南部相比，祖国大陆民众到台湾北部开发的规模相对较小，北部发展较为缓慢。“淡水据北台之枢，荷兰以前未之闻”。1626年起，西班牙侵略者虽陆续在鸡笼（今基隆）、淡水建立转口贸易和军事据点，但并未深入发展当地经济。1642年荷兰侵略者接管北部后，亦未做出实质改变。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将北部当成犯人流放的地区。清朝统一台湾后，北部很多大陆民众被遣回大陆，导致人口进一步减少，清政府甚至一度打算放弃鸡笼、淡水。此时，除嘉南平原外，大多仍是蛮荒之地。据《稗海纪游》记载，康熙36年(1697)，台湾府(即今台南市)“民富土沃”，但“三县所隶，不过山外沿海平地”，从新竹往北则荒草丛生，“不见一人一屋”。

后来清政府为加强对北部的统治，才决定出台“移民垦殖”政策，加快了台湾北部的开发。“开垦流移之众，延袤二千余里，糖谷之利甲天下”，其中漳州人林成祖、郭元汾，永定人胡焯猷、张必荣等就是当时的垦殖代表。1709

年陈赖章垦号往垦大佳腊之野(今新北市以南地区)；1723年漳泉民众入艋舺开垦，至1794年台北盆地已开垦完毕。与此同时，部分港口地区依托渡台口岸，发展出商业往来，并成为人口集聚地。

虽然北部地区幅员辽阔，但清朝统一台湾初期并未在北部设置行政机构。诸罗县的管辖范围是台南以北地区，但其县治却在今天的台南市佳里区，后来虽北迁至嘉义，却仍隶属台南府城的腹地范围。直到1723年起，北台湾才开始出现淡水等厅级行政机构，但其厅治也是在新竹而非台北。此后，清政府在府城安平港的基础上，陆续于1784年在台湾中部增开鹿港、1788年在北部增开八里坌（今台北八里区）与福建开展对口交易，缓解了原本“夏秋山水横阻，文报十数日不通”的状况。台湾在这三大区域性吞吐港口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商贸格局。这既彰显了台湾府城在三大港区乃至全台首屈一指的地位，也反映出台湾区域发展自南经中再向北的总体路径。尽管到1821年由艋舺运出的台米已近40万石，“最大市镇，官商富户，皆萃于此”，但整体上远未达到南部的规模，尤其是政治上更难以望台湾府之项背。（刘世洋）

【摘自《台湾周刊》2022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