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的台湾

随着16世纪以后新航路的开辟和拓展，欧亚大陆农耕式自然经济的闭塞性被突破，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当时欧洲国家经由海外贸易创造财富的经济诱因及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政治诱因，在宽广的海洋扩张势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大英帝国各领一时风骚，先后在世界各地建立贸易和殖民据点，台湾无可避免地被裹挟其中。

一

16世纪前期葡萄牙继续拓展亚洲贸易，多次试图在中国东南沿海建立贸易据点，最终在1553年以“借地晾晒水浸货物”为借口强行登陆澳门，并于4年后获得在澳门暂时居住和开展贸易的许可。与此同时，葡萄牙人还觊觎开拓日本市场，将中国出产的瓷器、茶叶、生丝等垄断性商品输往日本以赚取大量白银。但在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下，来自中国的海上走私商成为中日非正常贸易的主导，葡萄牙人要想染指日本就不得不与以汪直所代表的海商合作。最终在汪直的“引荐”下，葡萄牙人得以进人平户贸易，并辗转于1570年选定长崎作为贸易据点，占领澳门、长崎两港的葡萄牙人开始在东亚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

觊覦亚洲贸易的并非只有葡萄牙一家。1602年荷兰以股份制形式成立荷属东印度公司，授予其南非好望角以东和南美麦哲伦海峡以西范围的贸易垄断权。但面临明朝政府严格“海禁”且允许葡萄牙租借澳门贸易的前提下，作为“后来者”的荷兰人很难得到明朝政府同意，在中国沿海获得立足点。荷兰人因此打起葡萄牙人的主意，企图攻取澳门而代之，但却无功而返；1604年荷兰人转而将目标指向澎湖，但又被明朝福建都司沈有容以谈判“谕退”。相较于寻求与中国贸易的受挫，荷兰人与日本人的接触则极为顺利，其原因在于信仰天主教的葡萄牙人对传教的执着引发了日本政府的警觉，而荷兰人信仰的“新教”正是为摆脱天主教束缚而进行的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他们更容易消除当时德川幕府的恐惧，让其相信荷兰人的商业利益大于宗教信仰。1609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平户设立商馆，与日本建立贸易关系，这也促成德川幕府于1612年发布针对葡萄人的“禁教令”，荷兰人开始蚕食葡萄牙人在日本乃至东亚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1620年荷兰与英国共组联合舰队，出没于台湾海峡打劫葡萄牙与中国商船，1622年荷兰巴达维亚总督顾恩(Coen)下达命令，由舰队司令雷尔生(Reijersz)率荷、英船只偷袭澳门，然因葡萄牙防守得宜，是役两军以失败收场。受挫的雷尔生与英舰分道，独自率荷兰船舰北上再度占领澎湖，荷兰人为何如此执着占领澎湖？因为体量不大、岸线蜿蜒且拥有天然避风港的澎湖列岛更易于控制并作为贸易据点，尤其是对于前往中国北方、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的商船来说，台湾海峡同样是必经之路，荷兰人控制澎湖就有机会从东亚贸易中分羹得利甚至全面压倒竞争对手葡萄牙。占踞澎湖的荷兰人一再掳掠过往中国船只，甚至闯入漳州海域烧杀抢掠，欲以武力迫使福建通商，但明朝政府在平定“倭患”的过程中已将澎湖视为东南海防重心，拱卫东南门户的福建地方统治者无法承担将澎湖让与外夷的责任。1624年2月起，明军集万人、船只200艘分批登陆澎湖，对集中在风柜尾的荷军形成包围之势，最终经过交涉达成协议，荷军主动退出澎湖并在台湾西海岸择港另建基地，开启了荷兰人殖民台湾的历史。荷属东印度公司以台南为统治中心，在行政体系上将台湾作为巴达维亚总督管辖的属邦，相继在台南沿海修筑热兰遮城和赤嵌城，并企图将台湾打造成蔗糖种植的“生产殖民地”。

然而，荷兰盘踞台湾引起了其宿敌西班牙的强烈不安，后者早在1565年占领菲律宾宿雾岛，1571年又向北占领吕宋岛，尤其是1580年之后西班牙国王通过皇室联姻身兼葡萄牙国王，连同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也落入西班牙的控制，如此来看西班牙人完全有机会比荷兰人更早一步登陆台湾。但西班牙人却成了进驻台湾的“后来者”，主要原因在于对西班牙人来说“南下”比“北上”更有商业价值，他们更希望以吕宋岛为基地向南扩张势力范围，迫近盛产香料的东印度群岛，攫取更大的商业利润。西班牙人开辟的航路与荷兰人不同，他们的太平洋航线往来于美洲和菲律宾，一边将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奢侈品运至加勒比地区，再横跨大西洋转运回欧洲，另一边则把墨西哥等地出产的白银输往亚洲；特别是在日本接受西班牙成为贸易伙伴后，西班牙人的航线可从马尼拉出发沿第一岛链东岸北上，途经台湾北部、日本(平户、长崎)、阿留申群岛、加拿大与美国西岸，最后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

荷兰人占踞台湾对西班牙人的太平洋航路构成巨大威胁。1626年5月，西班牙马尼拉总督命指挥官法尔代斯(Valdes)率舰队沿台湾东海岸北上，最终占领基隆港并将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1628年再派兵占领淡水河口建筑要塞，命名为圣多明哥(Santo Domingo)，事实上，基隆、淡水两港正处菲律宾——日本航线的中点，西班牙人以此为据点经营北台湾地区，一方面希望以优惠政策吸引中、日走私商人前往基隆贸易，进而将其作为向中国和日本传教的跳板，另一方面可在军事上牵制经营南台湾的荷兰人，为其太平洋航线增加安全系数。不料日本德川幕府于1633年之后多次发布“锁国令”，驱除在日本建立商馆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人，仅留与日交往温和、传教意识不强的荷兰人在出岛进行垄断贸易，几乎终结了台湾北部对西班牙的地缘价值；再加上从墨西哥运往台湾北部的白银数量不如预期，华商前往圣萨尔瓦多的兴趣缺乏，这使得西班牙人想要“经营台湾”的希望落空。1637年西班牙不得不放弃淡水港以减少财政开支，仅留基隆港作为象征性的防守，给已在台南站稳脚跟的荷兰人以可乘之机。1642年8月，荷军7艘军舰、690名士兵北上攻取基隆港，西班牙人被迫退出台湾，荷兰人成为台湾全岛的殖民统治者。

从国际关系史看，荷兰人在台湾驱逐西班牙人可以视为荷兰谋求独立地位、脱离西班牙的“荷西战争”的一部分，这场战争时断时续延绵76年，终于在西班牙撤出台湾后的第六年(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画上句号，荷兰得以取代西班牙成为首屈一指的海上霸权。

二

16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一些雇佣日本浪人的中国海上走私者被笼统的归为“倭寇”，《明史》甚至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明朝政府一直实施严格“海禁”以防倭寇侵扰，但受海上贸易的利益驱动，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筹建私人武装者屡禁不绝；特别是在葡萄牙人开拓中国与西方的海路贸易后，相当部分利润都流入中国东南民间资本手中，更刺激了海上走私贸易的活跃。明朝政府已然意识到“海禁”政策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走私贸易者以假乱真的“倭患”，1567年“隆庆开关”正是基于民间海上贸易需求及缓和“倭患”的考量，不得不给予海上走私贸易以一定的合法地位。这股海上走私力量也终于从“倭寇”范畴中剥离出来，逐渐发展成为实力强大的海商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尚未结束战国时代的日本出于对中日贸易的需求，对中国海上走私者采取宽松政策，允许他们在平户立足并拥有私人武装，以李旦、颜思齐为代表的海商集团最初都是以平户为战略基地。随着17世纪后德川幕府时代的到来，日本允许国外私人武装在境内存在的政治环境趋紧，中国海商集团在日活动空间被压缩，1620年代颜思齐、郑芝龙等逐渐将战略基地转移至台湾，极大促进了开发台湾的历史进程。

当时明朝北方战事吃紧、经营海洋力不从心，不得不对日益壮大的海商集团采取羁縻政策。1623年宣布招抚海盗的同时颁布针对台湾的“封锁令”，禁止任何船只驶台并以水师控制澎湖海路要冲，企图切断海商集团的谋生之路，以逼迫他们接受管制。为对抗明朝政府的羁縻之策，颜思齐、郑芝龙为代表的海商集团在福建漳州、泉州一带招揽移民前往台湾屯垦，以彻底解决劳动力不足和粮食自给问题，最终吸引3000多移民入台垦殖，移民所到之处“聚成村落，发展到近千家”，为早期台湾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历史时间点看，颜思齐、郑芝龙海商集团与荷兰人几乎同时登陆台湾，部分原因是为了缓解明朝政府的压力；从地理位置看，双方都以嘉南平原为中心的南台湾地区为主要活动范围，这一地区土壤肥沃且与澎湖处于同一纬度，有利于更好地控制南北航线、对接大陆贸易。

1628年最强的郑氏（郑芝龙）海商集团接受明朝政府招安，他们逐渐将活动重心转移至大陆沿海，不断打击荷兰人贸易和其他海商竞争者，掌握了台湾海峡乃至中国沿海贸易的主导权。1633年6月，荷兰人勾结被排挤的海商势力组成联合舰队，攻击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以及商船。10月下旬，以郑芝龙为先锋的明朝水师与荷兰、刘香联合舰队决战于金门料罗湾，是役明军大胜，史称“料罗湾海战”。自此之后，被逐出台湾海峡贸易圈的荷兰人开始花费更多的精力“经营”台湾，加紧以武力征讨“原住民”以获取土地，招募汉人来台种植蔗糖等经济作物，企图更快将台湾打造成“生产殖民地”，以提高其在东亚贸易中的抗风险能力。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崇祯皇帝自缢，吴三桂迎清军入山海关。南明先后拥立福王、唐王，均难挡清军铁蹄。1646年善观政治风向的郑芝龙归顺清朝，但其子郑成功则与其决裂，成为一支重要的“反清复明”力量。面对郑芝龙旧部纷纷割据一方，郑成功在部将施琅、施显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广东南澳岛招募士卒，并返回福建鼓浪屿重新训练队伍，收复昔日效忠其父的残余势力如金门郑鸿奎、厦门郑彩、东山朱寿等，立足东南沿海与清军对抗。1647年桂王于广东肇庆即位，但受到清军追击而颠沛流离，郑成功以勤王为己任将兵锋扩展至广东，战果遍及江、浙、闽、粤4省，从1646年至1660年的15年间郑清交战，郑军胜24场，清军胜18场。但对郑成功来说，期望收复中原、“反清复明”，仅依托东南沿海的狭长地带远远不够，还必须夺取富甲天下的江南之地。1657-1659年郑军先后三次起兵北伐，一度溯长江而上进逼南京，郑成功诗云：“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但南京之役以郑军大败而告终，郑成功也意识到要想实现“反清复明”夙愿，还需寻找新的根据地休养生息、东山再起，可以发挥海洋优势且能够战略自给的台湾成为其不二选择。

三

1661年4月下旬，郑成功率部约25000人、战舰300余艘自金门进抵澎湖，4月30日郑军舰队集结于大员岛附近的鹿耳门水道，借助于天文大潮进入“台江内海”登陆。当时荷军分防位于台南的赤嵌城和大员岛上的热兰遮城，5月初郑军即在台湾民众的帮助下攻陷赤嵌城，一水之隔的热兰遮城则被郑军重重包围。郑成功给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 Coyet)的招降信明确指出：(1)澎湖诸岛距离漳州诸岛不远，因此隶属漳州。同样，台湾临近澎湖诸岛，因此，台湾也隶属中国。(2)中国人自古即已据有这些土地，并已开垦。(3)以前荷人西来请求通商时，在此任何地方都没有半块土地（无寸土之地)。表现出强烈的复台决心。

荷兰巴达维亚当局在6月下旬已得知郑成功攻台的消息，立即调派9艘军舰、700余名士兵火速驰援。援军借助东南季风于8月中旬抵达台湾，但因台风被吹至澎湖休整，郑成功遂调整军事部署，将屯垦兵力调回赤嵌城和“台江内海”。9月中旬，荷军发动海上攻击但遭重创，被击沉军舰5艘，损失兵丁水手300余人。但荷兰人在单舰火力和城堡防御上占优，郑军饱受粮草困扰不得不分兵于台湾各地屯垦集粮，战事一度陷入僵持。1662年1月下旬，经过几个月修养备战的郑军发起总攻，荷军被动待援无望不得不向郑成功投降。同年2月下旬，近2000名荷军分乘8艘大船撤离台湾，至此，荷兰人在台湾3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郑成功收复台湾，这一伟大胜利使台湾回归中国人的手中，并且奠定了台湾以后发展的基础。

【摘自《台湾周刊》2021年第46期】